卡尔斯伯格基金会

卡尔斯伯格基金会是远征资助方，其财务记录有助于还原两次格陵兰远征背后的人物关系和机构联系。在调查中，基金会的账目和参与者名单比那份失踪的报告透露了更多信息——它们将一名译员和一名科学家与较早的一次远征联系起来，并在较晚的一次远征记录中揭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名字。

远征资金与记录

调查人员联系基金会后，基金会确认曾资助1966年的一次远征。远征报告已无法找到，现仍在基金会工作的人也无人能够提供。不过，基金会保留了账簿，以及领取薪酬的远征参与者和同事名单。尽管远征记录中存在这一缺失，这些档案仍使调查得以继续。

参与者名单上有十个名字，其中三人是格陵兰人。其余七人中，只有两人仍在世。留存档案确认，其中一人是利希，另有一名女子名叫贝内迪克特·克拉恩；基金会曾付钱请她翻译某些内容，但无法说明具体是什么。一份医疗报告还提到了洛延的名字；调查人员认出他也是1966年在场的人之一。因此，基金会的账簿提供了一份不完整的人员名单，并指向一些可能通过日后的证词或档案澄清事件经过的人。

1966年与1991年远征之间的联系

基金会的档案还通过克拉恩将两次远征联系起来。斯米拉在1991年远征的账目中发现一笔付给贝内迪克特·克拉恩的酬金，并就此询问艾尔莎·吕宾。吕宾记得，克拉恩也出现在1966年的账目中，是一笔267克朗译员酬金的收款人。吕宾记得克拉恩是公司主管的熟人，曾在德国生活；她怀疑两人于1946年在柏林相识，当时公司有人参与铝供应谈判。

克拉恩的名字再次出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金会自己的档案并未说明她在1966年翻译了什么。1991年的付款使那条旧账目成为持续调查的问题，而不再只是孤立的会计细节。基金会本身无法解答这一问题，但其档案有助于确认同一个人与两次远征都有财务往来。

机构层面的意义

基金会在证据链中的作用是档案性的、间接的。它没有提供遗失的1966年报告，也没有说明克拉恩翻译工作的目的。相反，常规财务记录——薪酬条目、参与者姓名和酬金——使调查人员得以找回原本会被掩盖的人际联系。一份遗失的报告与一套留存的账目形成对照，使基金会的文书成为不完整远征档案的实用替代品。

由此，基金会对科学远征的资助也让其档案在调查中发挥了新的作用。这些记录勾勒出一条有限却重要的姓名关联链，贯穿1966年和1991年，并将远征的机构历史与调查联系起来，但并未解开更大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