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
零时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身处一段痛苦婚姻、有争议的法律与经济关系，以及一场表面线索被引向她的调查的交汇处。巴特尔警司称她是嫁祸奈维尔·斯特兰奇的计划设计者，但此处的证据表明，这一说法是在讯问中提出的指控，并非经独立证实的事实。与此同时，她留下的话语显示，她对安格斯·麦克怀特付出沉重代价坚持说出真相一事作出了回应。
身份与外貌
调查期间，巴特尔警司看到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穿着一套浅灰色法兰绒外套和裙子。她脸色苍白，在他看来仿佛幽灵，使他想起凯·斯特兰奇先前所说的那个在屋里走动的灰色身影。这一比较将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被观察到的样子，与其他人物之间已经流传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也表明，调查不仅受到实物线索影响，也受到印象与记忆中的描述左右。
这个形象颇具暗示性，却不能证明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做过什么。在一桩衣着、外貌和记忆都成为罪责论据一部分的疑案中，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巴特尔警司将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与凯·斯特兰奇的描述联系起来，使这一场景笼罩在猜疑之中，同时仍将事实留待分别检验。
婚姻与经济关系
讯问将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与奈维尔·斯特兰奇的前一段婚姻，置于离婚和继承所带来的实际后果之中。谈及一份遗嘱时，奈维尔·斯特兰奇解释说，遗嘱中留给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的钱，是因为立遗嘱时她还是他的妻子。这一解释确立了他们在文件订立时存在特定的经济关系，但并未表明他们后来仍保持婚姻关系。
巴特尔警司还问，离婚时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是否有权从奈维尔·斯特兰奇那里领取生活费。这个问题使婚姻带来的经济后果成为调查的一部分，但此处提供的证据没有记载她的回答，也没有确定最终的安排。遗嘱以及有关生活费的问题共同表明，这段旧日婚姻的影响并未止于关系本身——婚姻的时间节点及其法律后果，既关系到金钱，也关系到猜疑。
对她不利的指控
巴特尔警司提出了一套详细推测，称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采取行动对付奈维尔·斯特兰奇，安排种种情况使他被牵扯进特雷西利安夫人的死亡案。他将毛发和粉末的痕迹与一件据称由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穿过的外套联系起来，并拿出一只染有污迹的左手手套，与此前展示的右手手套相互对应。在他的说法中，这些物品并非无关紧要的随身物件，而是可能把调查引向某个特定嫌疑人的手段。
巴特尔警司的解释还涉及更多内容。他指称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从奈维尔·斯特兰奇的卧室拿走一件外套，用它将奈维尔与罪案联系起来；又把他的奈布利克铁杆放在理应留有他指纹的地方；还利用奈维尔·斯特兰奇与特雷西利安夫人之间的一场争吵。他也声称，她促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奈维尔·斯特兰奇应当在她也在场时来到这所房子。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套连贯的嫁祸方案，但在这一场景中，它们仍只是巴特尔警司提出的说法。仅凭这段文字，并不能证实他的说法属实。
巴特尔警司先前提出的一个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答——他问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这次会面是不是她的主意。这个问题表明，谁发起会面对调查很重要，但所提供的证据没有记载她的回答。与实物线索一样，这个问题引起了怀疑，却未能使事情尘埃落定。
真相与道德对照
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留下的最明确评价，涉及安格斯·麦克怀特。她指出，他失去了工作，后来又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不肯篡改真相。她的话将他个人的崩溃与拒绝歪曲自己所知的事实联系起来。此前对他困境的叙述提到，他预料自己会因企图自杀而惹上法律麻烦，也认为自己应当有权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生命；这些细节说明了她所说的代价何以沉重，却没有把他的行动归咎于她。
这一刻使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在调查中的位置更加复杂。巴特尔警司的推测将她描绘成操纵证据和他人疑心的人，而她对安格斯·麦克怀特的评价则谴责了维护真相所付出的代价。这一对照并未消除针对她的指控，却使有关真相、责任与抉择后果的问题，与实物线索并列呈现。因此，在全部证据中，奥黛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既是被怀疑的对象，也是另一人物坚守道德立场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