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ington 32打字机

雷明顿32型打字机既是萨德·博蒙特童年康复时期留下的实物纪念，也是他成年后写作实践中具有标志性的工具。它标示出萨德在机器前费力写作与乔治·斯塔克看似毫不费力地亲笔写作之间的差别；而当它再次出现在萨德1988年的书房时，又将这个曾经受伤、学会写作的男孩，与那个正面对麻雀重现、手稿上出现文字的成年人联系起来。

康复期间的一份礼物

萨德接受脑部手术后，母亲买了那台旧雷明顿32型打字机送给他，作为康复礼物。手术九天后，他离开了医院，但身体左侧仍虚弱得令人忧心，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六个月。在康复期间，随着力气逐渐恢复，这台打字机让男孩得以继续写作。

这台机器也属于一个写作行为伴随着身体和感知紊乱的时期。萨德非常疲倦时，眼前有时会出现古怪的闪光图案。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睡前一小时——他俯身在雷明顿打字机前，苦苦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或琢磨故事接下来该如何发展。闪光最终消失了；手术后，麻雀虚幻的啁啾声也没有再度出现。

然而，萨德继续写作。他的信心日益增长，也不断打磨逐渐成形的文风；叙述所称他的现实生活开始六年后，他把自己的第一个故事卖给了《美国少年》。因此，这台旧机器处在一段持久写作实践的起点，但它并非什么神奇捷径，而是一位年轻作家在旁边通过努力学习写作技艺的普通工具。

打字机与萨德的创作

萨德后来谈到《机器之路》的起笔时，明确指出了雷明顿打字机与乔治·斯塔克之间的差异。1975年，也就是他想到这个名字的那个晚上，他把一张纸卷进打字机，随即又把它退了出来。萨德所有的书都是打出来的，而乔治显然用不着打字机。萨德推测，乔治多年的牢狱生活使他没能上打字课，因此不熟悉这台机器。

这一区别并不仅仅关乎两种工具。萨德形容写作是一项苦差事——有人在旁观看时，他就无法写作，尤其是《人物》杂志的摄影师在场时更是如此。莉兹知道萨德写作时不能去打扰他，也不会把电报或布朗尼蛋糕送给他。在这个私密而费力的过程中，雷明顿打字机始终相伴。杂志照片中，莉兹端着一盘布朗尼蛋糕递给萨德；他坐在机器前，压纸辊下夹着一张纸，但纸上的内容无法辨认。这幅画面展现了工作的姿势与工具，却没有让工作本身显露出来。

多年后，萨德用一个实际细节描述自己与乔治写作方式的区别——他离不开打字机，因为手会累，也会变得笨拙，而乔治的手从来不会这样。因此，雷明顿不仅代表萨德偏爱的工具，也体现了他的身体限度以及写作中包含的劳动。乔治的轻松凸显了这些限度，使这台机器成为两位作家之间差异的无声尺度。

乔治死后的打字机

乔治死后，萨德考虑该如何处理与乔治写作有关的铅笔。他记得自己曾写满十六页笔记本纸，一个涂改处都没有，还把一支新铅笔削掉了四分之三。他说自己应该把那些铅笔扔掉，因为他本人不用铅笔；他试过，却行不通。他的手会累，所以需要打字机。因此，即使萨德谈论的是另一种书写工具，旧雷明顿所代表的对照依然存在——铅笔记录的是属于乔治、而非萨德的流畅写作能力。

这种差异进一步凸显了旧机器的意义，但并未使它成为一件能够独自化解冲突的物品。萨德的写作始终与打字机以及艰难、审慎的创作过程相连；乔治的写作则与那只可以不停写下去的手相连。雷明顿使这种分歧具体可感，正如照片中的卷纸让写作显现出来，却隐藏了写下的内容。

重现于1988年的书房

麻雀的声音和身影骤然消失时，雷明顿再次出现，成为延续不变的标记。萨德已不再身处1960年的经历中——此时是1988年，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已经长大成人，有妻子、两个孩子，还有一台雷明顿打字机。这台机器帮助界定了成年后的房间和其中平常的生活，就在叙述将他从过去带回来的那一刻。

这次回归并没有让一切恢复正常。萨德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但没有头痛，感觉也很好。接着，他低头看向手稿，发现整齐的行间出现了大写字母写成的字句。雷明顿作为熟悉写作环境的一部分留在眼前，但手稿上的新字迹使这个环境变得难以捉摸——场景把日常使用的工具与麻雀重现后出现的文字并置，却没有说明这些字是否由打字机打出。

在这些时刻中，雷明顿从母亲实用的康复礼物，变成萨德写作习惯的象征，最终成为帮助确认他身处成年当下的一处细节。它的重要性在于这种扎根于日常的延续性。打字机伴随着康复、自律和创作故事的过程；与此同时，小说也将这份劳动与乔治·斯塔克截然不同、更加令人不安的文字关系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