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鲁斯伯里是本书开篇的落笔地点：手稿的日期是2020年2月，恰逢新冠疫情开始令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封锁状态。因此，它的重要意义既在于时间，也在于地理。这个小镇为一项吸血鬼研究提供了框架；当时，恐惧、孤立、死亡以及对生存的希望，已不再只是哥特式题材，而是日常生活中迫在眉睫的处境。

当代的出发点

在引言开始之前，作者题记中便出现了“什鲁斯伯里，2020年2月”。疫情袭来时，手稿正在完成；前言也提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之中，许多人深感恐惧。因此，这一地点确立了一个当下的临界点，将本书的历史材料与人们借以解读这些材料的危机连接起来。

前言也将此地化为感恩与共同坚持的所在。作者感谢那些在自身也承受压力时仍继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并希望等到本书付印时，人们依然在世，能够回首这场疫情，惊叹于曾经经历的一切。“永恒、不朽的爱”这一说法，为普通的出版地点赋予了鲜明的吸血鬼意蕴：什鲁斯伯里并未被描绘成超自然场景，而是一个人间所在；在这里，死亡与想象中的不朽被并置在一起。

吸血鬼史的框架

本书的年表明确指出，吸血鬼在历史上以多种形式出现，而书中所选内容聚焦于本书讨论的事件。从什鲁斯伯里出发，叙述向前追溯，回到诸如沃尔特·梅普的中世纪故事——其中亡魂从坟墓中复起以报复仇人——继而又延伸至后来的吸血鬼恐慌、新闻报道、小说、电影和流行文化。由此，这座小镇成为稳定的现代观察点，让相隔甚远的事件得以汇聚成一部连贯的文化史。

这段历史反复展现吸血鬼故事如何在地方经历与大众媒体之间传播。阿诺德·保罗事件的报道被当时的报纸转载，其中包括伦敦报纸；报道描述亡者从坟墓中复起，吸饮生者的血。此后，吸血鬼形象可以脱离某一具尸体或某个村庄，变成一个光鲜、强大而令人畏惧的称号：18世纪中叶，桑威奇伯爵甚至以“吸血鬼”之名为自己的一匹赛马命名。什鲁斯伯里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平静的当代平台，让人们得以观察这些转变。

地方传说与恐惧的地理

尽管所提供的记述并未描写什鲁斯伯里的吸血鬼传说，却将这座小镇置于一幅更广阔的英国与欧洲吸血鬼传说地图之中。据说，一位俄罗斯贵族女性的遗骸安葬在利物浦安菲尔德公墓的地下墓穴里；在当地人的想象中，她身边环绕着珠宝、被爱情遗弃的故事，以及一座她丈夫始终没有建成的教堂。部分基本细节可以查证，但传说的感染力来自添饰：光鲜的色彩覆盖死亡，腐朽的地下墓穴则成了故事的舞台，而这个故事比单凭历史事实更令人难忘。

利物浦大轰炸又催生了另一种地方超自然记忆。1940年8月至1942年1月期间，这座城市遭受空袭威胁，既要面对港口遇袭的危险，也要承受德国潜艇出现在默西河中的传言。在那种氛围下，有目击者称看见发光眼睛的飞行生物俯冲袭击毫无防备的人。记述将这些报告呈现为由恐惧塑造的故事：它们可能源于燃烧的碎片，也可能是后来编造的，却作为警告流传下来，代代讲给当地儿童听。以什鲁斯伯里为叙事框架，便能将这些例子视为对危险反复出现的回应，而非彼此孤立的奇闻：面对冷酷无情的暴力，社群会为其塑造一个可见、具体，有时甚至带有吸血鬼特征的敌人。

墓园、媒体与都市传说

海格特公墓最清楚地展现了一个实体地点如何催生现代吸血鬼神话。西公墓在20世纪70年代已显露哥特式的衰败景象，并因《饮尽德古拉之血》等电影而为人所知；后来，它成了有关一名灰色幽灵般身影在墓地间游荡的报道发生地。1970年2月，大卫·法兰特致《汉普斯特德与海格特快报》的信中写到，有人透过斯温斯巷的墓园大门看见该身影三次；之后的来信又增添说法，称它会漂浮，眼睛还发出红光。

肖恩·曼彻斯特随后将据称出现的幽灵重新描述为一名东欧吸血鬼，并宣布打算公开驱魔。报纸推波助澜，而“海格特有吸血鬼出没吗？”这一问题则帮助将一则墓园目击报道变成全国瞩目的事件。1970年3月13日星期五，曼彻斯特在独立电视台的《今日》节目中露面，称驱魔将在当晚举行；随后数百名意图猎捕吸血鬼的人翻墙进入破败的墓园，警方则试图恢复秩序。

事后看来，海格特事件展现了一个内容单薄的说法如何迅速演变成经久不衰的都市传说。曼彻斯特将原有材料扩展成规模大得多的神话，而他与法兰特之间的对立又使传说延续下去。原定于1973年4月在国会山举行的“魔法师决斗”从未发生，但这场纷争仍通过文字和表演延续：法兰特创作了《邦克斯主教历险记》来讽刺曼彻斯特，后来还在银盘上摆着曼彻斯特头像的肖像前举杯致意。他们的分歧也保留了对此地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说法。法兰特通常将那个存在描述为鬼魂或精灵；曼彻斯特则坚称，它无疑是吸血鬼。作为本书的写作地点，什鲁斯伯里置身这场戏剧化争斗之外，同时开启了更广泛的探究：地点、报纸、表演者与观众如何共同制造出超自然现象确凿无疑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