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go(澳洲野犬)
丁戈澳洲野犬既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动物学分类,也是一个受到人类扩张威胁的野生种群。爱德华·赫珀特爵士的叙述将它们描绘成兼具美感、隐秘性与捕食性的动物,而丁戈——那只从澳大利亚送给叙述者的动物——的一生,则检验了驯化究竟能改变什么,又不能改变什么。它们的故事让科学分类、栖息地破坏和人类社会的要求,与一种屡屡挣脱人类规划的动物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关系。
分类与外貌
在爱德华·赫珀特爵士的信中,澳洲野犬难以被归入既定类别。他形容它们身上留有狗和狐狸的痕迹,同时又像狼一样具有食肉动物的凶猛,但他认为它们已不能再被恰当地称为狗。据他说,自然学家已将它们归为狗与狼之间一种独立的中间物种;帕默斯顿大会接受了这一观点。这段文字罗列了诸多科学学科和权威,使这一结论听起来不容置疑;然而,它夸张奔放的修辞又把分类学变成了讽刺——分类会改变,而人类机构能够以一种仿佛盖棺定论的姿态赋予动物身份,动物本身却未必会印证这种身份。
赫珀特还给出了同样详尽的外形描绘。澳洲野犬被描述为金色与火焰般的颜色,腹部呈浅棕色,肌肉强健,头部长而耳朵尖直,尾巴浓密,或拖在身后,或在它们兴奋时像羽饰般竖起。这段描述把它们的身体呈现为独特性与生命力的证据。它们的外貌并非只是装饰——同一封信还将它们描绘为善于捕猎的动物,其优雅与力量挑战了人们对家犬的驯顺印象。
捕食与野性行为
赫珀特的叙述将澳洲野犬置于一场更广泛的生态斗争之中。他说,它们会在无月之夜结成小群,袭击大群牲畜,有时会在短时间内杀死数百只绵羊和牛。在他的叙述中,它们并不吃这些猎物,而是以小型有袋类兔子和小袋鼠为食。据说,它们还会先使看守牲畜的狗和人失去行动能力,然后再袭击畜群。因此,信中描绘的它们不只是捕食者,还是在人类管理的牲畜遍布的环境中善于运用策略的动物。
在这段关于捕猎的叙述中,它们的沉默至关重要。与会吠叫的狗不同,据说澳洲野犬只有在情势严峻时才会嚎叫;它们潜行追踪猎物时,靠近猎物却不会发出可听见的警告,也不会留下可察觉的踪迹。赫珀特将这种近乎隐形的特质视为它们令人畏惧的名声由来。追猎时的沉默与偶尔发出的嚎叫形成对照,也使它们在他的描绘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它们的交流并非熟悉的家养行为的延伸,而是野性生活的一部分,人类难以观察或控制这种生活。
同样的捕食倾向也出现在丁戈于法国的生活中。每当羊群经过蓬泰耶叙述者的门前,羊群的景象与气味都会令他明显躁动——他在栅栏后不安地跳跃,紧盯着羊群。叙述者注意到,家禽和牛也会引起他类似的反应,并将这些反应视为狩猎冲动日益增强的迹象,尽管人们试图把他叫回文明生活。一处农场里,丁戈杀死了一百只鸡。鸡被整齐地安置在棚屋下,使事后的场景显得几乎井然有序;周围被扰乱的器具则记录了鸡舍遭到的破坏。这一事件让信中关于澳洲野犬的说法,成为一场发生在当地、并切实影响人类牲畜与财产的遭遇。
衰退与人类压力
赫珀特将澳洲野犬的未来描绘得岌岌可危。他报告说,它们已在范迪门岛彻底消失,在澳大利亚也年复一年地减少。在他的叙述中,殖民者摧毁了桉树林,并对这些动物展开灭绝行动。破坏背后的经济目的被鲜明地揭示出来——土地及其野生动物被牺牲,只为生产和保存更多羊肉与牛肉。这封信将动物的美丽与科学价值,与其所描绘的短视功利主义相对照。
受到威胁的不只是动物的消失,也是知识的失落。赫珀特声称,对澳洲野犬的研究揭示了狩猎记录的起源;他说,这项发现的意义遭遇了感兴趣却沉默以对的反应。这封信没有充分解释这一发现,却把这些动物的存在视为不可或缺的证据——如果它们在他抵达澳大利亚之前就被消灭,科学或许会因此失去这项发现。因此,它们的脆弱不仅意味着一个独特种群的消失,也意味着人类失去了解动物行为以及人类狩猎记录形成过程的机会。
赫珀特还担心,圈养生活会削弱该物种的独特之处。他说,在动物适应园里,澳洲野犬会失去原有的壮美和物种特征,身体变得虚弱,最终与普通家犬相似。对这种变化的预言,将圈禁与信中的一层更深的反讽联系起来——这些动物先是以经济效用之名遭到杀戮,随后又被安置在赫珀特认为会侵蚀其野性的环境中,而正是这种野性使它们卓尔不群。他的悲痛带有个人情感和戏剧色彩,却也使这段叙述对一种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把活生生的物种当作生产的障碍,或关在围栏后的展品。
丁戈——家居生活中的野性
丁戈的成长经历为对这一物种的描绘提供了一个个体的对应形象。随着长大,他的体格变得雄伟,外形也逐渐符合赫珀特预先提供的描述。叙述者给他一处二十公顷的围场,让他奔跑和活动。尽管自由活动损坏了一些花朵,丁戈还是逐渐学会爱惜它们。这种有限的适应表明,与人类共同生活能够塑造他的行为,却无法熄灭他的活力或独立性。
他与其他狗的相遇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差别。在红袜犬群之中——这群狗以服从和既定秩序闻名——丁戈似乎体现了与之相反的天性——据叙述者所说,这种强烈的独立性形成于世代生活在人类法律之外的经历。叙述者试图用一层薄薄的文明压抑他的冲动,却发现他的独立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强烈。这里的冲突并非只发生在一只动物与另一只动物之间;它让人类服务所塑造的习性,与一种拒绝被化约为服役的生活彼此对峙。
叙述者还试图说服丁戈接受法国生活的道德与社会规范,把法国的法律和公民理想说成是人们对共和国所负的义务。丁戈毫不理会,反而看着一只甲虫在草丛中爬行。这一幕以滑稽而具体的方式呈现了教化的局限——宏大的人类论说无法取代动物对鲜活世界的即时关注。此后,他每每因家禽、绵羊和牛而兴奋,更显出这些说教无法驯化什么。丁戈每次远行归来时,叙述者都形容他欢快而亲昵,同时也承认他的作为引来非议与敌意。尽管丁戈的行为造成了公众层面的后果,叙述者对他的感情依然深厚。
栖息地、迁徙与意义
空间与禁锢的对照塑造了丁戈后来的生活。在巴黎,拥挤的街道、房屋和林荫步道令他日渐无精打采;他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被叙述者带出去散步时也显得不情愿。春天,叙述者担心丁戈会生病,于是在沃内-纳东郊外租下一栋乡间房屋;房屋的花园直接通向枫丹白露森林,两者之间没有围栏。丁戈重新变得活泼而温情,很快几乎完全生活在森林里,有时还会穿过周边地区,走到离房屋很远的地方。
森林也使动物的生活与有组织的人类狩猎发生交集。前一晚,叙述者曾在幽静的林间空地见到一群鹿和母鹿;想到它们,他担心自己欣赏过的动物中,或许有一只此刻正在逃避猎犬、号角和骑马的猎人。这一事件并未把丁戈描写成那场追猎中的猎手;相反,它将丁戈自身的自由置于一片不断有人类追猎、野生动物反复沦为猎物的环境之中。在整个叙事中,澳洲野犬所象征的远不只是一个有争议的名称或醒目的外貌。它们受到威胁的栖息地、与家畜之间的捕食关系、对强加的公民纪律的抗拒,以及对开阔空间的依赖,都使它们成为一把尺度,衡量人类的分类与控制能够保存、改变或摧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