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

宿命论是小说用来描述一种似乎超出人类计算能力的结局的语言。它并不抹去人的能动性——米莱狄策划、欺骗并试图逃跑，而费尔顿也果断采取行动。然而，当这些行动汇聚为不可逆转的后果时，叙事便将它们描绘成对一种仿佛早已决定结果的力量的屈服。

神圣意志与人的屈服

费尔顿的宿命论时刻发生在炮声宣告决定性事件之后——载着米莱狄的船已经驶向海上，而他站在岸边注视着它。面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他仍想象自己能够辨认出远处船只上她的白色身影，于是说道：“上帝已经这样安排了！”这句话把个人选择转化为天意所决定的必然性。他的顺从并不是平静的道德理解，而是一个狂热者试图将灾难解释为服从神圣诏令的努力。

这一场景也揭示了这种屈服内部的张力。费尔顿援引上帝的意志，却无法将目光从那艘船以及那个令他牺牲生命的女人身上移开。他的身体仍然依附于奉献对象，言语却把责任转交给上天。德·温特勋爵看出了这种冲突，并作出区分，将费尔顿同他的同谋者分开——费尔顿可以因自己的行为受罚，但米莱狄即使已乘船逃走，也不会仅仅因为逃上海路便逃脱正义。

宿命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

米莱狄被判罪时，阿托斯先完整地称她为夏洛特·巴克松、德·拉费尔伯爵夫人和温特夫人，然后宣告她的罪行已经使尘世人类与上天都感到厌倦。他命令她祈祷，因为她已被判处死刑。这一宣告堵死了所有实际逃脱的途径，使她的命运呈现为一种同时具有人间与神圣性质的审判。

米莱狄的反应以身体而非思想的方式表现宿命论。她骄傲地站起，想要说话，但力量却衰竭了。她感到一只强大而不可抗拒的手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走；这种行动被比作宿命拖曳人类的方式。她没有抵抗。这一比喻并不是把她描绘成终其一生都无辜或被动的人，而是标记出这样一个瞬间——她那非凡的意志被一个再也无法谈判、欺骗或拖延的结局击碎。

米莱狄谋略的限度

更早之前，米莱狄把即将到来的对抗视为相互敌对的意志之间的斗争。她的计划杂乱无章，于是寻求独处，以便将其安排成连贯的设计。她眼下的目标，是继续把波那瑟夫人控制在手中并将她带到安全之处；如果同敌人的决斗对她不利，也可以把波那瑟夫人当作人质。由于波那瑟夫人就是达达尼昂的生命，米莱狄把这名俘虏视为拖延冲突并争取有利条件的筹码。

这个计划看似可行——波那瑟夫人毫无怀疑地跟随她，而米莱狄设想在罗什福尔回来之前把她藏在阿尔芒蒂耶尔。十五天的间隔将给她时间策划对四位伙伴的复仇。然而，叙事通过暴风雨的意象削弱了这种自信。米莱狄感到可怕的结局已经逼近，而且必然会十分可怕。因此，宿命论并不是以脱离行动的哲学教条出现，而是作为一种正在逼近的后果所施加的压力出现，使计算越来越显得徒劳。

死亡边缘的认识

米莱狄最后的逃亡把宿命论转化为一个充满疑虑的认识时刻。渡河期间，她挣脱双脚，跳上岸边，但潮湿的地面使她滑倒，跪倒在地。这场意外在她心中成为一种征兆——她认定上天拒绝给予援助，于是低着头、双手合十，停留在倒下的地方。

这种解释有意保持不确定性。文本并未确定上天确实介入；直接原因是湿润的土壤，而超自然意义则来自米莱狄受惊后的感知。然而，这种感知改变了场景。一个曾经依靠欺骗、机动与力量的女人，在一个表面上充满敌意的天意面前停下了脚步。她合十的双手与低垂的头，记录了刽子手举剑之前的屈服。

悲剧意义

宿命论赋予结尾的暴力以仪式性和道德结构。米莱狄停止抵抗之后，刽子手的刀刃落下；她的身体被裹在红色斗篷中，渡过河流后被带走。这一行动在肉体上的终结性实现了此前关于定罪的语言——那些曾经不断增加她选择的谋略，最终归于一个单一且不可逆转的结局。

与此同时，小说始终让命运同责任纠缠在一起。费尔顿对神圣意志的诉求无法取消他在白金汉公爵死亡中的作用，米莱狄认为上天抛弃了她，也不能抹去那些使她站到敌人审判庭前的罪行。因此，宿命论与其说是否定因果关系，不如说是人物与叙事表现这样一个时刻的方式——累积的选择转化为命运。它是必然性所采取的情感形式——先被感知为逼近的暴风雨，继而被体验为不可抗拒的手，最后由利剑予以封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