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给雷蒙多·加西亚·德尔·奥尔莫的匿名信

上帝的曲线

《寄给雷蒙多·加西亚·德尔·奥尔莫的匿名信》由三封匿名信组成,它们使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调查转向丰特西利亚镇的精神病院。信中简短的指控令人联想到罪责、复仇和过去遭受的羞辱;独特的笔迹与省内邮戳为艾丽丝·古尔德调查信件是否与精神病院有关提供了依据,但并未证明是谁写了这些信,也没有说明信件所指何事。

外观与形制

这些信以小幅纸张呈现。每张纸都有一道用剪刀剪去的窄条,仿佛原本是带有印刷信头的信纸,而印刷部分后来被剪掉了。这种反复出现的改动,使缺少可识别信笺成为文件显而易见的特征——信件内容留存了下来,但一条可能有助于查明来源的线索却被剪除。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是谁剪掉了这些纸条,也无法说明原因。

三张便条分别用红色、棕褐色和绿色圆珠笔书写。字迹又大又潦草。大写字母带有阿拉伯式纹饰般的花体和古怪的边框;行文歪斜,有些词还被划掉了。艾丽丝觉得,其中一处由此形成的墨迹污斑上可能有指纹。她的观察只是推测,并非经确认的法医鉴定;信件在视觉上的种种异常本身也不能证明写信人的诊断或身份。

这些细节为艾丽丝以专业调查人员的身份检视信件提供了依据,但也使这些物件难以得到简单解释。纸张上留下了几种可能的痕迹——被剪去的信头、不同颜色的墨水、不规则的字迹、涂改痕迹以及可能存在的指纹——却没有一项能指出寄信人。物证具有暗示性,却不足以得出定论。

指控与暗示的往事

每封信都为一场敌对交锋增添了不同的信息。第一封信指责收信人杀了一个男人,同时坚持说写信人没有杀他。第二封信称,写信人向收信人、而非死者报了仇。第三封信则嘲讽收信人过去曾不止一次嘲笑写信人。这些便条合在一起,提及一桩死亡、个人复仇以及早前的积怨,却没有解释这些说法背后的任何事件。

信中文字简短压缩,使各项指控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第一封信将收信人被指涉的杀人责任与写信人对自身责任的否认区分开来。第二封信称,复仇的对象是收信人,而不是死者。最后一封信提出了一段可能存在的遭人嘲笑的往事,却没有说明事情发生于何时,也没有交代它与死亡有何关联。因此,这些信一方面点出表面上的动机和冲突,使调查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又隐去了核实这些说法所需的背景。 警方正在西班牙国内外询问艾丽丝的同事,核实她采取的步骤是否确如她所述。这种审查表明,疑点依然存在,调查尚未结束。在这样的情形下,新出现的信件并未带来结论,而是成为另一个有待评估的未解因素,必须结合已经展开的调查一并考量。

艾丽丝的比对与精神病院线索

艾丽丝将这些信与一张单独的便条作了比对。她在康复病区期间,那张便条曾出现在她的卧室里,寄信人是一名被称为杏子的住院者。她记得,那张便条的笔迹与寄给雷蒙多·加西亚·德尔奥尔莫的信件十分相似;字母花体中也有小图画、菱形和螺旋纹。这样的比对显示两组字迹存在相似之处,却不能证明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艾丽丝还提到,当时她并不明白先前那位写信人所对应的诊断,这一补充说明了她后来形成的判断与当时所知并不相同。

信封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艾丽丝注意到,所有信封都盖有同一个省的邮戳。她得知,一座曾与西多会修士有关的卡尔特会修道院,如今改建成她所认为的西班牙最大精神病院。该院是全国性而非省级机构,因此可以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住院者;院内也同时收治男性和女性。信件上的本地邮戳不能证明它们是从医院寄出的,但足以使这家机构成为调查相关对象。

艾丽丝还获知,这家医院是西班牙首家实行开放式管理制度的医院。被认为没有危险的住院者可以离开院区,在围墙外散步、前往附近城镇,甚至回家住上一段时间。这项制度让她有了具体理由,不把医院围墙视为住院者与周边省份之间的绝对屏障。艾丽丝推想,如果写信人是住在该省的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么此人可能被收治在那里,也可能曾在那里住过,或者至少为院方工作人员所知。这些都是她提出以供调查的可能性,并非信件已经证实的结论。

调查意义

这些信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使调查从指控的字面内容转向追查信件可能是在何种情形下写成和寄出的。信中关于杀人、复仇和嘲笑的表面说法,引出了有关写信人与雷蒙多·加西亚·德尔奥尔莫关系的问题;信件笔迹让人想起与杏子有关的那张便条;邮戳则使艾丽丝把注意力转向附近的精神病院。每条线索都以不同方式缩小了搜索范围,但没有任何一条能确认寄信人的身份。

艾丽丝决定开车前往医院,向院长打听院内收治了哪些人。雷蒙多·加西亚·德尔奥尔莫赞同她的计划。因此,这段情节确立了这些信件在她着手调查该机构时所起的开端作用——它们既是带有威胁意味的信件,也是性质未明的物证,还是一条有待进一步调查才能判断意义的线索。信件悬而未决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们促使艾丽丝展开调查,但此处呈现的证据既没有查明写信人的身份,也没有证实信中的指控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