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德里克·查尔顿

五月的花蕾

塞德里克·查尔顿是一名税务稽查员,他来到拉金农场,追查波普·拉金迟迟未交的所得税申报表,却因此卷入这一家人的劳作、待客之道,以及他们对官方账目制度错综复杂的抵制。他从一名忧心忡忡的政府雇员,转变为马里埃特的丈夫和养鸡农户,这一转变贯穿着全书的喜剧冲突——正式义务与拉金一家足智多谋、非正式的经济生活彼此碰撞。即使改行之后,塞德里克仍坚持按规定申报纳税,令波普一直颇为不满。

身份与登场

塞德里克初次登场时,是个戴着软呢帽、戴眼镜、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手里提着黑色公文包。他此行的正式目的十分明确——他来自税务稽查员办公室,因为该处记录显示,波普上一年没有申报收入。塞德里克指出,漏报违反法定义务,并拿出一张黄褐色申报表,将税务制度抽象的权威直接带进拉金一家的院子与家中。

这次会面鲜明地展现了双方在举止和观念上的差异。波普仿佛税务稽查员竟然存在都令人惊讶,随后又把没有交回申报表当成理所当然的借口。塞德里克则认为,表格理应填妥并寄回。因此,他的公务使命从一开始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文件本应使收入清晰可查,而波普的回答却把文件本身变成了笑料和抵制的对象。

从税务机关到农场

塞德里克与拉金一家的关系并未止步于税务调查。在草莓采摘棚里,波普把他介绍给工头詹宁斯先生,称他为“查理小子”,说他是自家朋友,也是税务生意里的办公室职员。詹宁斯先生很快看出,在称重站有个办公室职员能派上用场——塞德里克可以称重并记录篮数,让工头腾出手来处理其他工作。这次相遇使塞德里克参与了农场的季节性劳作,也让他把职业技能从稽查收入转为记录收成。

税务问题也延续到了他与波普的谈话中。塞德里克提出,季节性采摘工赚的钱——其中包括从伦敦来采摘啤酒花的人所得——严格说来是否应当纳税。他的问题揭示了他所学会运用的法律分类,与支撑乡村生计的多样化季节性劳动之间的矛盾。波普淡淡的反应表明,这种正式解释并不受欢迎;然而,塞德里克愿意提出这个问题,也说明即使他已参与农场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仍扎根于办公室。

塞德里克自己与公共制度打交道的经历,也成了波普劝他留在农场的说辞之一。波普催他利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称他每周缴费,已经为此付出不少,因此病好之前就不该回去上班。这个提议一如既往,既自利又带着玩笑意味——在波普口中,公共服务成了塞德里克理应利用的另一件“乐事”。塞德里克本可以拒绝这番说辞,但他对马里埃特日渐加深的依恋更有分量。她在昏暗的楼梯上吻他,请他留下一个星期,再留下接下来的周末;他抗议说,办公室里还有文件等着处理,而且他缺席会惹出麻烦。他在职业责任与私人情感之间的拉扯,体现在办公桌与农场彼此争夺他的生活。

马里埃特与新家庭

马里埃特与塞德里克的亲密关系不仅令他情绪不安,也使他身体上感到不自在。她抚摸他的脸颊时,他感到一种融化般、令人心慌的感觉,仿佛鹅在桌下蹭到他时一样。另一次,在一个他无法清楚回想其间情形的夜晚之后,他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台球桌上,身上穿着马里埃特的淡蓝色丝绸睡衣,上面印着粉红玫瑰或康乃馨。这个滑稽的窘境凸显出,他已被拉离办公室生活中井然有序的日常多远。

在拉金家的日常称呼中,这段关系逐渐公开。波普不喜欢叫塞德里克“先生”,便问他的名字是什么;塞德里克回答“塞德里克”时,玛·拉金开始呛咳。后来,一名草莓采摘工问他是不是叫塞德里克,他顿时涨红了脸,汗水也冒了出来。这些场面通过称呼的变化,显露出他从局外人变成熟人的过程——正式的查尔顿先生逐渐变成塞德里克和查理,而马里埃特对他的私下情意也越来越左右他的选择。

马里埃特的吻屡屡打断塞德里克离开或回去工作的尝试。午夜前不久,她把他按在楼梯柱上,坚称他的手很烫;这番话令他担心自己的健康,而那个吻则使他更深地陷入自己所认为的矛盾情感之中。他们的关系并非简单地让他逃离责任,而是在他忧虑办公室职责、身体状况,以及拉金家生活带来的种种陌生身体感受之时逐渐发展起来。但两者之间的轻重开始改变。他仍为办公桌上等待处理的工作而烦恼,可是两人之间的吸引力和这一家人的热情接纳,让他越来越觉得留下来是可行的。

工作、婚姻与经济转变

塞德里克与旧职业的决裂,在他与马里埃特结婚后得到确认。波普很高兴自己的女婿辞掉了税务稽查员的工作,转而从事波普认为更体面、更明智的职业。对波普来说,家里竟有人和税务机关扯上关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离开税务机关才是明智之举。这不仅是更换工作地点,也意味着进入拉金一家自己的经济安排之中,在那里,生产、文书工作和对家庭的忠诚交织在一起。

为了嘉许塞德里克离开税务机关,波普送给他和马里埃特五百只产蛋母鸡,让他们开始经营蛋品生意。不到一年,他们就赚到足够的钱,又买下另外五百只鸡,生意做得不错。这两批鸡以具体的数字体现出事业的增长——塞德里克和马里埃特并非只靠波普资助过日子,而是在扩展属于自己的生意。

不过,塞德里克仍保留着那些令他有别于波普的习惯。他坚持为养鸡生意按规定申报所得税,尽管波普认为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习惯。这种反差固然滑稽,却也构成了故事的关键——这一家人可以把一名前税务稽查员安排进家庭生意,波普也可以庆贺薪资工作之外的收入,但塞德里克仍认为生意收入理应申报。他的职业训练在职业本身结束之后仍然留存。

转变与叙事作用

全书结尾的叙述表明,塞德里克不仅经济上安顿下来,身体也发生了变化。离开税务工作六个月后,他体重增加,晒得黝黑,吃起丰盛的早餐,也不再担心自己醒来时会不会得阑尾炎。波普觉得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与那个忧心忡忡、身体欠佳、曾因请病假之说而延长农场停留时间的办公室职员形成鲜明对比。曾经仿佛打乱他生活的乡村与家庭生活,如今已成了他的新日常。

塞德里克在家中的地位也体现在实际事务上。过去六个月里,波普把文书、表格、申报事项,以及他所谓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都交给塞德里克处理。即使波普否定了培养塞德里克的那个机构,这样的安排仍让塞德里克在旧有专长依然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发挥作用。他在这一家人的生意与这些生意引来的官方表格之间担当中间人。

这种磨合从未发展成完全一致。塞德里克按规定申报纳税,仍让波普烦心;而波普迟迟不兑现为塞德里克和马里埃特盖平房的承诺,则显示出他对家人的安排会随着生意计划变来变去。新房仍未动工,因为波普忙着其他“乐事”,包括一笔大规模的军用品剩余物资交易。于是,塞德里克的故事结尾并不是干脆逃离拉金一家那套随机应变的生活,而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与马里埃特结婚,靠蛋品生意兴旺起来,受托处理文书,同时仍忠于波普宁愿规避的税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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