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普法战争

1870年普法战争既是全国性的灾难，也是书中鲜活的记忆——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战败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塑造了乔治·皮卡尔的军旅志向，也影响了军队后来对德国的恐惧。战争的历史以两种面貌重现——一名十六岁少年对遭受炮击的斯特拉斯堡的回忆，以及德雷福斯案期间高级军官援引的一种论据。

战败与领土丧失

战争以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惨败告终，法国陆军伤亡超过十四万人。根据停战协定，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德国的一部分。书中指出，这场战败距德雷福斯案仅二十五年，将其描述为对欧洲力量平衡的一次冲击，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前奏之一。

对皮卡尔而言，失去领土并非边界的抽象变化。德国军队炮击斯特拉斯堡时，他年仅十六岁。九周后，守军投降，居民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留下来成为德国人，或者离开家园，在法国重新开始。皮卡尔一家选择流亡；他们一贫如洗地抵达案件政治司法进展的中心巴黎，对文明生活安全性的信念也已彻底破灭。

炮火下的斯特拉斯堡

皮卡尔回忆，炮击是对城市及其平民的直接攻击。美术馆和图书馆被焚毁，街区遭炮火摧毁；他跪在垂死的朋友身旁，同时帮助陌生人从瓦砾中脱身。他后来接受的军事教育将这次炮击描述为首次大规模使用现代远程火炮，专门摧毁平民群体。在他的记忆中，战略层面的描述与遭到毁坏的人们和地点密不可分。

投降和逃离也标志着个人生活的转折点。皮卡尔后来感慨，如果没有1870年的屈辱，他或许会成为音乐教授或外科医生；但此后，任何军队之外的职业都显得轻浮无聊。这场战争因此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服役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职业——军队代表着对战败的回应，也是为接纳了他流亡家人的国家效力的一种途径。

军队对战争的记忆

这场战败也塑造了高级军官的眼界。皮卡尔称夏尔-阿蒂尔·贡斯、奥古斯特·梅西耶和拉乌尔·勒穆东·德·布瓦德弗尔是被1870年创伤深深影响、至今仍惧怕德国的一代人。他们惯常作出的比较十分鲜明——每两名法国人就有三名德国人；每当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能够负担两法郎的军备开支，德国便会花费三法郎。皮卡尔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失败主义的，这揭示了他蔑视他们的悲观情绪与他们持续感受到的国家脆弱性之间的分歧。

梅西耶更激进地援引同一段历史。在讨论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军事法庭审判准备的秘密档案时，他辩称，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在1870年战败，是因为缺少德国那样的冷酷无情。因此，对战败的回忆成了向法庭出示档案的理由之一——昔日的军事屈辱压在一场新的审理之上，助长了将谨慎变成所谓必然之举的说法。

战败作为政治先例

在后来的德雷福斯案争议期间，梅西耶还声称，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与德国开战只差两指宽。他说，自己曾命令布瓦德弗尔准备好将触发全面动员的电报，并与总统让·卡西米尔-佩里埃在爱丽舍宫等候德国皇帝的答复，直到午夜过后半小时。书中将此呈现为梅西耶的说法，而非经独立证实的1870年战争后果；其意义在于，梅西耶如何利用对往昔战败的记忆，夸大当前案件的危险。

在这些回忆中，1870年既是亲身经历的创伤，也是政治话语。斯特拉斯堡被焚毁的公共机构、在德国统治与流亡之间作出的选择，以及军队反复计算双方实力的差距，都为后来对德国的恐惧赋予了具体的历史背景。然而，皮卡尔抵制高级军官的悲观态度也表明，对战败的记忆并不必然导向单一的回应——同一段往事既可被援引来为保密和强力辩护，也可以在不放弃独立判断的前提下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