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投放沙土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向燃烧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投放沙土和其他货物的行动,把上空变成了作业场所。机组必须目测瞄准,而辐射、高温和暴露限值使每次飞行都充满危险。沃多拉日斯基上校一次次执行任务,以及记录在案的剂量与他实际承受的剂量之间的差异,既显示了行动的规模,也揭示了每日计算中包含的人命代价。
空中任务
作为灭火行动的一部分,直升机机组在反应堆上空投下沙袋。目标是一个燃烧的弹坑;为了命中目标,飞行员把头探出机舱,用肉眼判断瞄准位置,因为别无他法。据报告,辐射强度达到每小时1800伦琴,飞行员还在空中时便开始感受到辐射的影响。
直升机内部的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危险。它们在反应堆上方约300米处飞行,机舱温度高达摄氏60度。这项工作需要反复出动,而不是一次惊险的飞越——一项可以用运送了多少吨物资来描述的任务,同时也是在身体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连续进行的一系列飞行。
沃多拉日斯基上校的飞行
沃多拉日斯基上校接受的辐射剂量早已超过允许限值,本应离开。但他留了下来,训练另外33个直升机机组。他本人飞行了120次,投放了230吨货物,平均每天飞行四至五次。他的坚持提升了行动的能力,也让他继续身处危险地带。
他在辐射暴露超过限值后仍继续服役,最终因此丧生。他被安葬在白俄罗斯境内的茹科夫卢格。这段叙述将行动的庞大数字与他个人的结局并列——运送的吨数和受训的机组并非抽象指标,而是人们不顾危险继续工作的成果。
记录剂量与人命代价
沃多拉日斯基的辐射暴露记录揭示了另一处统计失实。在一张记录他在反应堆上空所受辐射的卡片上,医生填写的数值是7贝克;实际数值则为600。这些数字之间的差距使文书记录本身也成了事件的一部分——即使一份记录旨在说明所受剂量,也可能掩盖实际暴露的程度。
在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人命代价以直白的每日用语加以讨论——完成一项任务可能要付出两三条人命,另一项则要付出一条人命。这种计算为航空行动蒙上了冷酷的行政色彩。飞行员所面临的危险并非应对行动中的偶发情况,而是执行任务时预先考虑在内的代价。
更大规模的紧急救援行动
直升机任务属于控制反应堆后果的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四百名矿工昼夜不停地在反应堆下方开凿隧道,计划向隧道中注入液氮,以冻结下方地层;否则,反应堆可能会触及地下水。来自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矿工在地下作业,那里温度高达摄氏50度;他们四肢着地,推动小车,还要面对数百伦琴的辐射。他们的工作不同于空中投放,但这两项行动都依赖人们被派往极端环境中,以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
这段叙述称矿工为英雄,而不是一场战争的受害者;这场战争在公开表述中被称作事故或灾难。这一评价也让人看清了直升机行动的另一面——货物落向燃烧弹坑的景象,不仅是技术干预的画面,也展现了一场行动如何无法与辐射暴露、受伤和死亡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