狍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在证词中,狍屡次出现,它们是卷入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人类灾难周围的背景。人们看见它们在荒弃的土地上奔跑、在反应堆附近觅食,也看见它们面对猎人的枪口;它们揭示了撤离的局限,以及人类决策与这些决策遗留下来的生命之间的道德距离。
荒弃景观中的身影
一位证人描述自己望进一座花园,看见野猪在拱土,附近还有狍在奔跑。它们的未来仍未可知——说话者表示,不知道它们能否繁衍。人可以迁居,但动物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轻易迁移。水也会越过边界,不顾人类划定的疆界,流经地表上下。这番观察将狍置于一种无法整齐划分为人类聚居地与独立自然世界的环境之中。它们仍留在经撤离改变的景观里,但能否存活依旧未有定论。
一段从反应堆附近的直升机上看到的景象,让狍显出另一种更加令人不安的样子。它们与野猪一同被描述为瘦弱而困倦,仿佛以慢动作移动,吃着在那里长出的草。证人强调,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也应该跟人们一起离开。这种反差是叙述的核心——人们接到指示,被运送离开;动物却留在受污染的环境中,浑然不知危险,继续觅食。证词并未声称知道那些特定狍后来遭遇了什么;它保留了目睹它们的情景,也保留了人类知识与动物所受辐射之间的落差。
猎杀、受伤与感知
书中也在有关狩猎的叙述里写到狍。一位猎人回忆,自己小时候杀过一只狐狸,后来又杀了一只母狍,此后便发誓不再杀害动物。令他难以忘怀的是母狍那双富有表情的眼睛。这段回忆使杀戮成为个人的转折点——动物的目光打断了猎人先前对狩猎的默认接受,并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另一段狩猎叙述细写了一只受伤的母狍。说话者表示,任何有生命的生灵,哪怕是一只昆虫,都有灵魂。母狍躺在伤处,仿佛在渴求怜悯;然而,猎人却将它彻底杀死。那一刻,它的目光显得近乎人类。证人无法确定那目光表达的是仇恨还是求生的恳求,却替这恳求说出了话——它也想继续活下去。这一幕并未抹去最后那次杀戮的暴力;相反,它让动物似乎发出的求告无法与杀死它的决定分开。
同一段证词将狩猎置于一套充满争议的道德话语之中。一位说话者称狩猎是运动,并抱怨猎人受到批评,渔民却没有;另一位则声称,狩猎与战争才是真正男人的主要活动。与这些主张相对,母狍的目光提供了一幅反面的形象。动物不只是猎物,也不只是检验男性技巧的对象——猎人的叙述承认,那里有一个无法被简化为运动的生命,尽管他同时描述了这个生命如何遭到毁灭。
科学用途与受污染的食物
狍也出现在灾难发生后的实际生活中——动物被射杀,用于研究和食用。一段叙述讲到,为了科学研究,人们射杀了两只兔子、两只狐狸和两只野山羊;它们全都生病了,但猎人还是把它们处理后吃掉。起初,他们害怕吃这些动物,后来却逐渐习惯了。说话者以生存所需解释这一决定——人总得吃东西,不可能全都搬到月球或另一颗行星上。这段叙述没有说明检测结果,也没有说明每只动物患病的原因。它的力量来自它确实记录下来的过程——生病的动物被杀来做科学研究,随后又被做成食物;最初的恐惧最终让位于习以为常。
这种做法使动物处于观察与食用的交叉点上。它们作为样本被杀死,但尸体并未仅仅作为科学材料留下,也被人们吃掉。猎人态度的变化记录了日常生活的改变,却不能证明危险已经过去。在更广泛的证词中,人们看到狍在反应堆附近吃草,使这种暴露变得清晰可见;猎人的叙述则展现了人与病弱动物接触如何变成日常惯例。
撤离与人类关注的局限
电影制作人的思考将这些个别遭遇扩展为一个关于责任的问题。一位老妇人拒绝丢下她的猫,称它是家人;一棵失去往常气味的苹果树,也让电影制作人意识到发生了何种改变。后来,他把自己的切尔诺贝利题材影片放给孩子们看,孩子们问为什么没人能帮助动物。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揭示了一种文化中的缺失——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文化的艺术关注人类的苦难与爱,却没有深入动物、植物及其他生命的层面。
他听说,事故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有人提议让动物与人一同撤离。这个提议立即遇到实际与观念上的局限——地面上的动物或许还可以迁移,但土里的昆虫和蠕虫怎么办?天空中的鸽子和麻雀又怎么办?又该如何让它们获得离开的必要信息?这些问题并没有导向一个可行的救援方案。相反,狍和其他动物成了撤离不彻底的衡量尺度——人类的应对措施能够转移人,却既无法向其他物种解释危险,也无法涵盖受影响环境中遗留下来的所有生命形式。电影制作人将由此带来的挑战称为情感上的转变,认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哪些生命的苦难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