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

在《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狐狸反复出现，既是人类遗弃之后的幸存者，也是人类行动的目标。它们溜进菜园和空置的房屋，生活在家养动物之间，也出现在狩猎和扑杀动物的记述中；它们的存在揭示了灾难如何重划村庄与荒野的边界，却没有消除人类对遗留下来的动物所拥有的权力。

废弃村庄中的遭遇

一位居民描述自己在一座与世隔绝的村庄生活时说，野猪和狐狸有时会来到菜园，而人很少出现，警察是主要会来访的人类。这一细节让村庄人口的变化变得真切——动物的造访取代了与邻居的日常往来。狐狸并非只是遥远的野性象征；它们会进入人们仍然居住的家庭空间。

另一段记述讲到，一只据说患有狂犬病的狐狸在春天被人看见。讲述者说，这类狐狸会变得异常温顺，并声称只要在院子里放一桶水，它就会逃走，因为它不敢看水。本书将此作为居民的实用知识呈现，而非经过独立核实的解释。在一个日常生活受动物不可预测的现身所影响的地方，民间观察成了解读危险、决定如何应对的一种方式。

这种动物的出现也与村庄生活的瓦解密切相关。一位猎人回忆废弃的居民点时说，狐狸早已与狗一起住进村庄，吃剩下的鸡。鸡消失之后，狗开始吃猫。这一连串变化记录了遗弃如何重塑食物链——被留下的家养动物与进入有人居住建筑的野生动物，纠缠在同一个日渐匮乏的环境中。

狩猎与人类的利用

一位猎人记得自己小时候杀过一只狐狸。在同一段回忆中，他还讲到后来杀了一头母鹿，并发誓不再杀鹿，因为那动物的眼睛会流露神情。这一区别很重要——讲述者明确是在杀死母鹿之后立下誓言，并没有明确说不再杀狐狸。在别处，一位猎人一边称狐狸聪明，一边将人类自以为理解万物的主张与动物不假思索地生活的方式相对照。因此，人们从不止一种角度描绘这种动物——它既是猎物，也是警觉的生灵，其生命行为也难以被人类轻易解读。

另一段记述中，一位猎人说，两只狐狸、两只兔子和两只野山羊被射杀，用于科学研究。人们认为这些动物生了病，但一行人将肉捶嫩后吃掉；讲述者说，最初的恐惧后来消退，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而且仍然得吃饭。这件事将观察与食用联系起来，而没有把科学兴趣与生存需要分开。它也表明，即使猎人知道动物患病，接触危险在实践中仍可能变得习以为常。

关于废弃村庄中射杀动物的其他记述，则呈现出一种更具强制性的动物关系。一位猎人将这项工作形容为军事行动——人们包围村庄，第一声枪响时，狗便逃进森林。记述中说狐狸早已与人共享村庄，并以鸡为食，但其中具体提到射杀和掩埋的动物是狗和猫。明确这一点，才能避免把狐狸混同为禁区里所有被杀动物的代称。

遗弃、暴露与不确定性

本书反复将动物的生活与人类为管理灾难而建立的体系并置。一位电影导演回忆，有一所废弃的房子里，一只猫靠吃天竺葵活了下来；他还记得门上留有字条，写着一家人离开以及宠物的去向。这件事讲的是猫，不是狐狸，但它阐明了狐狸在其他记述中出现时所处的环境——房屋因疏散而空置，日常生活被打断，动物失去了原来的照料者，只能自行寻找食物或庇护之所。

另一段关于受污染食品和农业工作的记述谈到村庄中的辐射测量，包括有放射性的牛奶以及商店里出售的食品。这些观察无法确定任何一只狐狸实际受到的辐射剂量。猎人关于猎物生病的描述，以及他们为科学研究射杀狐狸的做法，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动物患病证据；然而，本书很大程度上没有测量个别动物受到的辐射及其最终命运。大范围污染可以测量，但任何一只动物的具体状况仍不确定，这两者之间的落差，构成了这份记述中关于无法彻底知晓之事的更广泛记录。

动物在记录中的位置

一位电影导演说，他遇到一位不愿离开自己的猫的老妇人，又看到一棵失去往日气味的苹果树，这些经历促使他只拍摄关于动物的影片。给孩子们放映影片后，有人问他为什么没人能帮助动物；他说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挑战了一种文化习惯——将人类的苦难置于中心，却把动物、植物和其他生命排除在损失的叙述之外。狐狸出现在菜园和村庄中，使这种排除更难以维持——它们同样身处这个已经改变的世界，尽管记录往往只能通过人类的观察或枪口来触及它们。

这位电影导演还回忆，有人告诉他，事故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有人提议把动物和人一起疏散。这项提议立刻引出实际限制——人们如何迁移住在地下的动物，或者生活在天空中的动物？计划没有单独点名狐狸，但作为陆生动物，它们同样属于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哪些生命能够迁移、获得保护，哪些只能被留在原地。因此，狐狸反复出现具有双重意义——它们表明野生动物回到了空置的人类居所，也揭示了疏散和救援体系能够为非人类生命提供的帮助何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