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拉·蕾·菲利普斯逃离纽约市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1983年12月，她带着藏起来的积蓄、灼痛的头皮，以及自己或许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的恐惧，在曼哈顿中城的大中央总站登上一列火车。这一幕让出发既是身体上的离开，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行动。肯德拉正在远离这座城市，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能失踪多久，也不知道距离是否能抹去她所做的一切。

逃离纽约

肯德拉偷偷离开了公寓，带走了藏在袜子抽屉最底下、一条破旧波点内裤里的钱。这笔积蓄让她有了旅行的手段，却没有给她一个计划。离开之前，她曾想象自己与出租车司机闲聊，问对方是否知道一个可能欢迎像她这样的人居住的纽约州北部小镇。然而，她的注意力却一直放在自己无意中听见的一名女子对电话那头的男子说的话上。到了车站，她仍然说不出目的地，也无法完整解释自己为何出逃。

开篇将她置于一节车厢中——车门仍开着，火车还没有启动。她望着眼前那道露出的站台，猜想是否有人跟踪她。其他乘客没有任何追踪者的迹象——一侧坐着一位年轻母亲和她的婴儿，两人都穿着红色冬衣，衣领镶着黑色天鹅绒；另一侧，一名灰发男子额头抵着车窗熟睡，发出鼾声。肯德拉数了数，自己和五分钟前她上车时一样，仍与车厢里的另外四个人待在一起。这幅寻常而近乎静止的景象，让她的恐惧格外清晰——她已经离开家，却还没有真正脱离任何人的掌控。

疼痛与出走的决定

肯德拉的身体不断将她的注意力拉回这趟旅程为何如此紧迫。她的指甲从头皮前部刮到后部，又刮回来；每一刻的缓解，都会被干涩而灼人的疼痛取代。她把不断加重的灼痛比作一次糟糕的烫发，只是痛苦强烈到让她无法忍受。疼痛从头皮蔓延到脖子，每一次抓挠仿佛都会引出另一处痒意。她知道自己应该停下来，但那股痒意挥之不去，而等待火车启动时，她几乎没有别的事可做。

无意中听见的话，为这种身体上的痛苦赋予了具体而令人不安的背景：“伊玛妮说这东西不该灼痛。”肯德拉在这里没有说明什么东西被涂到了她的头发上、伊玛妮在对谁说话，也没有解释这句话为何让她逃走。相反，序幕让这句未作解释的话与灼痛感并置。她的身体表明出了问题，但事情的来龙去脉仍只透露了一部分。这道空白让这次出逃不像是已经尘埃落定的逃离——肯德拉正逃离一种她能切身感受到、却尚未充分描述的危险。

火车上的认出

列车员来到她所在的车厢查票时，肯德拉被搭在肩上的手吓了一跳，挥手打掉那只手，随后才意识到碰她的人是谁。她用一张崭新的二十美元钞票付钱，接着承认自己不知道要去哪里。列车员问她要去最北面的哪一站，她选择了约两小时车程外的波基普西，票价四美元七十五美分。她翻找钱包，找出剩下的七十五美分，随后收下车票和找零。

这番交谈一度让逃离显得轻而易举。接着，列车员认出了她。他盯着她的眼睛看，说她看起来太年轻，不像他想到的那名女子，随后道歉并离开。他走开时，肯德拉听见他嘟囔道：“果然是女巫。”这次相遇表明，即便肯德拉尚未选定目的地，她在公众眼中的身份仍可能伴随她同行。列车员没有拦下火车，也没有当场揭穿她，但这次例行查票提醒她，仅仅离开这座城市，未必就能让自己消失。

消失的代价

肯德拉知道自己的名字正在报纸上被大肆抹黑，也觉得人们很容易相信她想暂时远离聚光灯。然而，她无法想象自己能永远不受打扰。她担心别人还能善待特雷斯多久，才会开始追问；她也承认，做出那些事之后，自己不会轻易脱身。后果并不只关乎她本人的缺席——她想到那些岌岌可危的事业，也记起一名她青少年时期长期仰慕的黑人作家，在夜里从她门下塞进来的一张纸条：“你就不能让事情顺其自然吗？”这个问题表明，她的出逃属于一场更广泛的决裂，尽管序幕没有说明哪些事业正面临危险，也没有完整叙述她的所作所为。

列车员离开、车门关闭后，肯德拉松了口气，但轻松感转瞬即逝。痒意变得难以忍受；她咬住嘴唇以免尖叫，并意识到到达终点站未必能让抓挠或逃亡就此结束。火车加速时，她把头靠在温热而汗湿的车窗上，闭上眼睛。在这段车程里，她试着假装一切都好，而且还不算太迟。结尾没有证实她是否抵达波基普西、是否继续失踪，或是否弥补了她担心自己造成的伤害。脆弱的希望只寄托于列车的行进——她已经离开纽约市，但疼痛与过往都没有被抛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