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代
可怜的东西在《可怜的东西》中,1880年代是一个溺水女子的故事与医疗实践、婚姻及女性教育交织在一起的年代。带有日期的关键事件从1881年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获救,延续至1886年贝拉·巴克斯特以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之名开始接受医学训练;与此同时,周边情节质疑究竟谁有权界定健康、身份与专业能力。
年代脉络与转折点
这一系列事件始于该十年之前不久——1879年8月29日,阿奇博尔德·麦坎德利斯以医学生身份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戈德温·巴克斯特则在解剖学系担任助理。1881年2月18日,一名孕妇的尸体从克莱德河中被打捞上来。戈德温以警医身份确认死因是溺水,并记录她约二十五岁,身材高挑,深色头发、蓝眼睛、肤色白皙,衣着讲究,双手没有做过粗活的痕迹。尽管有人刊登启事寻找尸体的认领者,却无人认领。小说后来的叙述指出,在戈德温家中苏醒的女子并非奥布里·德拉波尔·布莱辛顿将军所认出的妻子;故事中提及的报告将她的失忆归因于头骨受伤以及未出生孩子的死去。 一份日期为1884年1月10日的民事婚姻契约记录了阿奇博尔德与贝拉·巴克斯特的婚姻,贝拉是一名巴罗尼教区的未婚女子。婚礼在公园环路18号举行,新娘、新郎、戈德温以及管家伊什贝尔·丁威迪都住在那里。这份记录在同一所住宅中为贝拉确立了公开且合法的身份,而溺水女子的故事也正是在此处开始。1886年9月2日,这名曾以贝拉·巴克斯特之名结婚的女子,以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之名进入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女子医学院。改换姓名并投身医学教育,使这十年的年代脉络成为连接她身份未明的开端与独立职业未来的转折点。
医学权威与医院实践
这十年间发生的事件伴随着对维多利亚时代医学的尖锐批判。戈德温认为,公立医院训练医生通过在穷人身上行医来向富人牟利;有经济能力的病人则会选择私人治疗或在家中接受照护。他回忆说,父亲科林·巴克斯特爵士冬天在家族的城镇住宅、夏天在乡间别墅做手术;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仍排斥或谴责无菌操作时,父亲已将器械煮沸并为手术室消毒。戈德温以此说明,专业地位与公立医疗实践并不能保证良好的照护。 他的叙述提到了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他在维也纳一家产科医院采用的防腐措施,将死亡率从百分之十二降至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一。关于塞麦尔维斯的注释记载,他的上司否定了他的结论,迫使他离职;1865年,他在一家精神病院死于败血症。这段更早的历史为戈德温的批评提供了具体先例——医学知识可能遭到本应由它推动改革的机构抵制。 戈德温还认为护理高于医学职业,并声称,如果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各医院的医生与外科医生突然全部去世,只要护理工作继续,百分之八十的病人仍会康复。小说将此呈现为他强烈的个人判断,而非中立的统计结论。不过,这也说明了他为何会让贝拉先从事护理,再进修医学——在他看来,实际照护是医学职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却遭到了不应有的轻视。
女性教育与职业抱负
1880年代的年代脉络特别突显了女性寻求医学训练所面临的障碍。戈德温说,当时英国只有四名女性医生在执业,而且都拥有外国大学的学位。他将改变的希望与1876年的《准入法案》以及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的工作联系起来,并指出都柏林大学已经向女性敞开大门,预言苏格兰的大学很快也必须跟进。维多利亚于1886年入学,为这番更广泛的论述提供了具体的院校实例。 戈德温提出的路径有意强调实践。他表示,如果贝拉愿意报名成为见习护士,他就愿意回到格拉斯哥东区一家济贫医院的慈善病房工作;若她表现出色,还可能成为他的手术室护士。他认为,医生与外科医生应从护士中选拔,或以护理工作开启职业生涯,并坚持说,体力劳动应成为英国所有职业的首要训练内容。他的计划并非只把教育视为旁听课程的机会,更强调接触病人与承担照护劳动的经验。 与这项训练相伴的抱负也十分明确。贝拉想帮助小女孩、母亲和妓女,并打算向女性传授现代避孕方法。戈德温和阿奇博尔德劝她在取得执业资格前对此保密,并等积累数年临床经验后再公开倡导生育控制。这番建议揭示了该十年职业准入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存在的矛盾——进入医学领域的途径或许能带来机会,但公开倡导生育知识仍会招致相当大的社会风险。
作为文献框架的年代
书中带有日期的记录既把1880年代呈现为故事背景,也将其构成一套证据结构。出生、死亡、婚姻和入学记录与转述的话语及有争议的叙述并置,使日期看似能够稳固一个核心身份仍存疑问的故事。婚姻契约在法律上确立了贝拉·巴克斯特的身份;1886年的学校记录则将同一名女子记为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年代脉络并未将两个名字视为毫无分别、可以完全互换的称谓,而是让读者看到,公开记录能够确认一个名字,却仍无法厘清其背后的经历。 因此,这十年将小说中的医学与社会冲突汇集到一系列机构之中——解剖学系、警医报告、医院、婚姻登记簿以及女子医学院。每一处都记录或归类一个人的人生,却没有任何一处能单独解释这一人生。从1881年无人认领的尸体,到1886年一名女子进入医学教育领域,这段时期的关键意义由此显现——它既描绘了官方文书界定人们的力量,也展现了人们运用医学知识挑战加诸自身限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