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元老院
君主论罗马元老院与其说是一个自主的治理机构,不如说是罗马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获得公开确认的关键舞台。它最重要的几次出现发生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崛起期间,此时军事武力与政治仪式汇聚在一起——罗马元老院的决定赋予帝国权威以正式形式,但畏惧决定了这些决定得以作出的条件。
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
本书区分了由单独一位君主统治的国家,以及由君主与拥有自身权威和追随者的世袭男爵共同治理的国家。在第一种类型中,主权集中于统治者,其他官员则作为仆人或臣属受到服从,而不是因自身地位而受到爱戴。罗马元老院属于罗马更广泛的政治环境,但围绕它的材料强调,其实际权威从属于军事力量的平衡,以及帝国继承人的个人声望。
这种机构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本书对被征服和并入领土的处理方式中也有所体现。当原有的统治家系、法律和习俗被清除或谨慎管理时,政治秩序才能延续;当旧有的效忠来源仍可被反对者利用时,政治秩序便会变得不稳定。因此,罗马元老院出现在一个更大的论证之中,涉及权威如何得到维持——正式承认固然重要,但它无法替代对军队的控制、对竞争对手的铲除,或足以阻止抵抗的强大声望。
罗马元老院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崛起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向罗马进军后,罗马元老院采取了最明确的政治行动。塞维鲁在伊利里亚统率军队,并说服军队以为遭禁卫军杀害的佩尔蒂纳克斯报仇为名向前推进。他隐藏自己的帝国野心,迅速行动,在罗马元老院及更广泛的罗马政治秩序理解其远征的全部意义之前,便抵达意大利。
塞维鲁抵达罗马后,罗马元老院在畏惧之下采取行动。它选举塞维鲁为皇帝,而尤利安努斯则被处死。这一过程显示,罗马元老院是在军事力量已经决定眼前问题之后,作为一种承认机制发挥作用。它的选举并未创造塞维鲁的力量;相反,它为行军中的军队以及尤利安努斯地位的崩溃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赋予了公开的宪制形式。
这一事件也揭示了罗马元老院的脆弱性。它的正式权威对于帝国继承的表述仍不可或缺,但它的选择是在强制之下,而不是通过自由审议作出的。该机构可以赋予获胜统帅以合法性,却无法独立阻止这位统帅取得胜利。在这场政治戏剧中,罗马元老院的议事厅正是武力被转化为官职的地点。
承认、竞争与帝国巩固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解决了他的第一个军事对手尼格尔之后,罗马元老院再次出现。第二位继承人阿尔比努斯在西方统率军队,而塞维鲁认为同时公开与两个对手交战是危险的。因此,他对阿尔比努斯使用欺骗,同时把自己的地位呈现为已经得到罗马认可。塞维鲁告诉阿尔比努斯,罗马元老院已经选他为皇帝,并向他提出恺撒的头衔,声称元老院的决定已使他们成为同僚。
阿尔比努斯相信这些说法是真的。塞维鲁击败并杀死尼格尔、恢复东方的安宁后,返回罗马,并把罗马元老院变成新的政治指控的场所。他抱怨说,阿尔比努斯忘记了自己所获的恩惠,已背信弃义地谋求毁灭塞维鲁。因此,罗马元老院成为战争修辞准备的一部分——塞维鲁把对阿尔比努斯的进攻描述为对忘恩负义的惩罚,而不是对竞争性帝国继承人的铲除。
随后,塞维鲁前往高卢,在那里剥夺了阿尔比努斯的尊荣与生命。因此,罗马元老院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提供了机构性的语言,使塞维鲁能够表述自身权威以及他与阿尔比努斯之间的冲突,而决定性的解决仍然通过军事行动实现。该机构帮助组织出合法继承的表象,但塞维鲁的帝国是依靠武力、时机与政治权术的结合得到巩固的。
罗马元老院作为声望与畏惧的工具
本书对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分析,建立在公共尊敬与私人强制的对比之上。塞维鲁残酷而贪婪,压迫人民,却使士兵成为朋友。他坚强的性格使人民和军队都对他表示钦佩——人民仍然敬畏不已,而士兵则尊敬他并感到满足。罗马元老院的屈服符合这一更大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治行动者会对一位军事声望使抵抗变得危险的统治者作出回应。
本书通过狮子与狐狸的成对形象描写塞维鲁。他拥有狮子的凶猛与狐狸的狡诈,对尼格尔使用公开武力,对阿尔比努斯使用经过盘算的欺骗。罗马元老院便处于这种结合之中。它承认由军队护送到罗马的统治者,后来又提供一个政治场合,使统治者能够把自己的对手界定为叛徒。它的权威并非不存在,但这种权威是在一位统帅施加的限制之内行使的,而这位统帅控制着能够执行或推翻其决定的力量。
与卡拉卡拉的对比使这一点更加鲜明。卡拉卡拉拥有人民和军队所钦佩的品质,包括好战精神、坚忍以及对奢华的蔑视。然而,他极端的残酷使所有人都憎恨他,并使身边的亲信如此畏惧,以至于一名百夫长最终在他的军队之中将他杀死。与这一例子相对,塞维鲁的成功表明,帝国的持久性不仅需要恐怖——统治者必须维持军队的忠诚与政治声望。罗马元老院可以承认权力,却无法挽救一个其行为已经摧毁权力所依赖关系的统治者。
历史与叙事意义
罗马元老院的出现,浓缩了本书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更广泛论述。机构承认、继承下来的习俗、军事统率、个人声望与畏惧并非彼此孤立地发挥作用;它们会相互加强,也会相互削弱。就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而言,罗马元老院的选举帮助把对罗马的征服转化为帝国性解决方案,而后来的元老院语言又帮助为对阿尔比努斯的战争辩护。然而,权威的根本来源仍然是军队,以及统治者控制事态的能力。
因此,罗马元老院被描绘为政治现实的晴雨表。它的决定揭示了谁已经强大到足以获得承认,但也揭示了这样一种政治秩序的软弱——它必须在事后批准一名胜利者。本书并不把罗马元老院视为帝国权力的主要创造者,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制度表层,军事胜利、战略欺骗与畏惧正是通过这一表层获得了公共统治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