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一个始于1852年12月2日的政治时期，此前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结束了共和国。对维克多·雨果而言，帝国的建立使他逐渐产生的政治幻灭无可挽回——在他看来，他曾支持的那个人成了一位实行个人统治、限制自由，因而必须受到反对的统治者。因此，这一时期既是雨果流亡生涯的背景，也见证了他转变为共和价值观杰出捍卫者的过程。

从支持到决裂

雨果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决裂，缘于他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依照家族传统，雨果步入公共生活时站在保王派一边。1825年，他出席了查理十世的加冕典礼；1848年，他作为温和派右翼议员当选制宪议会议员。他也支持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这种支持未能经受住总统的执政表现——路易-拿破仑逐步削减公民自由与个人自由，并日益强化个人统治。

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结束了共和国，使冲突公开化。雨果在法国立法议会上发表激烈演说，反对亲王总统，随后流亡布鲁塞尔；当局还对他发布了驱逐令。法兰西第二帝国于1852年12月2日正式建立。这些日期表明，促使雨果决裂的是政变，而政权的正式建立则发生在此后。对雨果而言，政变并非只是政府更迭，而是他早先效忠的一方转变为持久政治反对立场的时刻。

流亡与反对

雨果的流亡从布鲁塞尔延续到泽西岛，之后又到了根西岛。这些岛屿先后成为他与法国在政治上分离的地点；与此同时，他也持续进行写作。1853年，他出版了讽刺诗集《惩罚集》，表达对拿破仑三世的敌意，并将他塑造成暴政的象征。雨果以诗歌语言的力量谴责统治者的暴力与不公。因此，这部诗集记录的不只是个人对立，也展现了流亡与文学创作如何成为彼此相连的反帝国抵抗形式。

雨果的反对立场也属于他关注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记录，不过不应因此将其误解为对帝国政策的直接陈述。1849年，在政变与帝国建立之前，他支持成立委员会、拟订公共救济与社会保障法律的提议。他向法国立法议会发表演说，主张贫困可以消除；只要仍有改善的可能，政府就有持续采取行动的责任。时间顺序十分重要——这次发言早于他与路易-拿破仑的决裂，而此后的流亡与诗歌，则使反抗新政权成为他公共身份中的标志性承诺。

帝国与小说所描写的更早时期

这一时期也是理解《悲惨世界》的重要历史界限。小说中的若干核心情节发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很久以前，因此不应将其中的贫困、刑罚与政治暴力归入帝国统治时期。1795年，严冬使冉阿让一家无以为食，他因此偷了一条面包。法庭判处他五年苦役；四次越狱未遂使刑期延长至十九年。这段叙事将匮乏与刑罚呈现为更早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非帝国时期发生的事件。

同样，1832年6月5日巴黎的起义也发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前。马吕斯接到召唤，前往街垒；古费拉克、博须埃、公白飞、安灼拉和加夫罗什等人也在那里与政府军对峙。小说将起义者描写为五十名等待六万大军到来的男子。沙威的警探身份被揭穿，随后遭街垒守卫者逮捕；之后，加夫罗什冒险收集弹药并中枪身亡。这些事件使小说呈现出绵延数十年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法兰西第二帝国在这些事件之后才覆灭；它与小说框架的关联，并不在于这些场景发生于帝国时期，而在于它构成了此后塑造雨果作品与公共立场的历史的一部分。

政权覆灭与雨果归国

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结束了雨果的流亡，使他得以返回法国。在新的环境中，他继续投身政治生涯——1871年当选众议员，1875年当选参议员，并被视为共和价值观与制度的捍卫者。他与早年支持路易-拿破仑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迫使雨果出走的政治决裂发生在先，而他后来以捍卫共和为根基的公共身份则形成于其后。

雨果于1885年去世。法国为他举行国葬，送葬队伍将他的灵柩从凯旋门送至先贤祠，他葬在那里。帝国覆灭后雨果归国，至此结束了这一时期对他人生的直接影响，却没有抹去其后果——流亡使他与法国分离，而他的政治写作则让他反对帝国的立场持续为公众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