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号航班劫持行动
旧情如刀127号航班劫持行动是安萨尔·伊斯兰四名成员在维也纳机场劫持一架皇家约旦航空客机的事件。劫机者将一次普通降落变成了人质危机，以进一步杀人的威胁和机上儿童的存在，向奥地利和德国施压，要求释放囚犯。
劫持与人质控制
皇家约旦航空127号航班是一架空客319，设计载客量为138人。该航班从安曼起飞，上午10时35分出发，下午1时25分降落维也纳，机上共有12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这趟旅程历时三小时五十分钟；根据乘客名单和飞行员的说法，劫机者在飞行途中没有制造任何骚乱。他们直到客机着陆后才发动袭击。
坐在后部附近的巴基斯坦籍乘客苏莱曼·瓦希德，在一名女乘务员要求他坐回座位时站了起来。他掏出手枪，朝她胸口开枪。女乘务员拉妮娅·哈达丁在乘客面前被杀害。其他劫机者是沙特籍的易卜拉欣·扎希尔，以及两名索马里籍人士奥马尔·阿里和纳迪夫·古利德。奥地利当局确认了四人的身份，并将他们的姓名告知美国人；美国人虽有他们的护照照片，却几乎没有其他信息。
劫机者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向乘客讲话，警告任何违抗他们的人都会被杀，同时坚称他们无意将客机当作武器。他们称飞机是临时安全屋，并表示满足要求后就会释放乘客。这一保证只是附带条件的生存承诺，而非安全保障——他们已经杀人示众，又明确威胁要进一步施暴，以此强迫乘客服从。
他们很快将九名年龄在五岁至十二岁之间的儿童转移到客舱前部。儿童在劫机者的计划中有双重作用——他们既能阻碍强行进入，也能成为牵制任何试图介入者的筹码。劫机者告诉乘客，任何妨碍他们行动的人都会害死一名儿童。这一策略把人质的脆弱处境变成客机防御的一部分，使营救行动本身也会威胁到它本来要拯救的人。
要求与营救困境
劫机者的要求由奥地利内政部转达——须在四十八小时内释放五名囚犯，其中两人关押在奥地利，三人关押在德国。据认为有十七名美国人在机上，但当时仍在核实他们是否确实在场。两国政府面临的政治利害各不相同。乘客中有二十九名德国人，维克认为德国或许会让步；奥地利则面临另一种局面，总统海因茨·菲舍尔已因移民问题受到政治右翼和社会民主党的施压，因此任何让步都可能招致软弱的指责。
最后期限缩小了美国官员可提出的选择范围。欧文·拉西特认为，如果奥地利和德国不满足要求，就必须在时间耗尽前强攻飞机。维克立即划定了美国的角色界限——美国是在向奥地利人提供建议，而不是执行突击行动。这一区分并未将美国从讨论中的责任撇清，而是把实际问题变成了——美国人自己不会实施这次行动，却该如何就此提供建议。
阿赫迈德·纳贾尔发来的第四条消息，大幅改变了对可能进行的突击行动的评估。他报告说，应该放弃原定的攻击计划，因为劫机者在客机起落架上装了摄像头。消息没有说明摄像头是如何安装的，却警告说，劫机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敦促当局满足他们的要求，以免机上所有人丧命。这一发现使客机外部也成了劫机者监视的一部分——再也不能把基于隐蔽接近的计划视作可行方案。
危机也在公众视线中持续发酵。奥地利广播公司的电视摄像机架设在机场围栏旁，西莉娅意识到劫机者本就希望外界注视这架飞机。若将记者隔离，他们撤离本身也会成为新闻；新闻播报员可能由此推断当局准备强攻客机。起落架摄像头已经破坏了保密性，而任何控制现场的可见行动又很可能会向劫机者示警，进一步压缩了保密空间。因此，人质危机给当局带来的不只是战术难题——每一步营救行动都可能在开始之前就被观察、解读并遭到回应。
客舱内外与镜头之下
枪击将危机从政治诉求变成了维持乘客性命的紧迫斗争。西莉娅与她的孩子埃文和金妮同行，亲眼看着女乘务员中枪倒下。其他女人尖叫时，西莉娅依靠自己的训练作出反应——她把孩子拉到身边，叫他们坐着别动、保持安静，并解释说有个危险的男人，如果他们乱动就会伤害他们。孩子们紧紧抓着她，她抱住他们，仿佛这样便能用身体保护他们不受眼前事态的伤害。她保证母亲会保护他们平安，但这句话与劫机者对客舱的控制以及针对儿童的威胁所划定的严酷界限并存。
后来，一段画面模糊的奥地利广播公司录像《机场第三起死亡事件》将危机带入公众视野。127号航班被劫客机孤零零地停在黑暗、关闭的机场停机坪上。客机前舱门打开，一名身穿白衬衫、米色长裤的老人出现在门口，随后翻滚着跌出镜头。摄像机拍到他倒在地上的身体，接着又对准入口；易卜拉欣·扎希尔手持手枪站在那里。他喊道：“把你们的间谍带走！”随后关上客机舱门。录像没有说明老人的身份，也没有交代他为何出现在门口，却让人看见劫机者的控制已延伸到客舱之外——就连飞机门槛也成了暴力场景，并被呈现在外界观众眼前。
后果与机构逻辑
客机眼前的危险过去很久后，这场危机仍持续影响着事态的发展。在后来的一次对峙中，亨利·佩勒姆把西莉娅·法弗罗隐瞒电话记录一事，当作她联系伊利亚斯·希沙尼并向他透露阿赫迈德·纳贾尔情报的证据。亨利指责她毁掉了让127号航班被劫客机上的人员活着脱险的唯一机会。这番指控以尚未解决的劫机营救难题为基础，引发了一场新的私人清算，尽管西莉娅简短的回答——“是吗？”——并未证实他的说法。
亨利早已认定这番指控意味着什么。他说，不能让疑似叛徒逃脱，也不能起诉他们，并把杀死西莉娅描述为情报机构功利逻辑下不可避免的结局。因此，机构对劫机事件的应对并未止于危机处理——未能救出人质，成了秘密惩罚的理由，这种惩罚既不经法庭审理，也没有公开证据。劫机者曾将客机说成安全屋；事后，安全与必要性的说辞也为情报机构所用，使其得以把怀疑转化为处决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