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与维奥拉抵达避风港前遭亚伦追击

永不放手的刀

托德·休伊特与维奥拉逃往海文的途中,眼前的危险与深埋的历史交汇。一艘船沿河驶近,一名持枪的人喊着托德的名字,一声枪响使维奥拉从路上跌落。他们沿着一条几乎看不见的小径继续逃跑,朝瀑布而去,并在那里发现一座藏在瀑布下方的教堂。亚伦的追捕构成了旅途中的危险,但河流、小径与教堂也共同揭示了一个更深远的事实——在新世界,暴力一再被归咎于他人,并以牺牲他人为其辩护。

原因与背景

通往海文的路沿着一条在瀑布下方重新出现的河流延伸。越过瀑布,山谷豁然开阔,河水穿过山谷,随后趋于平缓,流向聚落。这样的地形使这条路线既是通往安全之地的通道,也是一条无遮无掩的前行之路——旅人可以沿河前往海文,却不能以为抵达那里就能摆脱追捕。

在这段旅程中,托德与维奥拉也直面新世界暴力背后的历史。贝尼森·穆尔解释说,艰难困苦曾席卷整个星球——庄稼歉收,疾病持续蔓延,繁荣始终没有到来,承诺中的伊甸园也未曾出现。在那种环境下,人们把罪责归咎于斯帕克尔人。最初的布道逐渐发展成一场运动,继而演变为战争。人类拥有枪支,而斯帕克尔人没有,因此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一部分斯帕克尔人幸存下来,却学会了避开人类。

这段战争往事引出了普伦蒂斯敦历史核心处的罪行。托德说,斯帕克尔人遭到杀害之后,普伦蒂斯敦的男人杀害了镇上的女人。贝尼森·穆尔证实,许多男人都参与其中,受到普伦蒂斯市长与亚伦的布道影响,认为隐藏起来的东西必定邪恶。受害者包括那些女人,以及试图保护她们的男人。托德提到自己的母亲,贝尼森·穆尔没有详述,只确认了她的遭遇。这段克制的交谈使镇上历史造成的个人创伤清晰可见。

沿河追捕

维奥拉看见一艘船顺流而下时,危险显现出来。船已近到能看清一支步枪和一件长袍。一名追踪者喊出托德的名字,并伸手去拿步枪;托德催促维奥拉快走。随后传来一声枪响,维奥拉从路边跌落,翻滚到另一侧。叙述交代了枪声突然响起以及她跌落的经过,但没有必要对她的伤势或当时开枪者的身份作进一步渲染。

跌落之后,一条隐约的小径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前行的途径。小径狭窄而模糊,从道路第一个弯道处分岔出去,走不了几米便消失不见。托德沿着它留下的痕迹走到悬崖边,那里有一段陡峭的下坡,通往几乎就在瀑布下方的地方。这条路并非一条显而易见的安全通道;他们只能从地面上几乎消失的痕迹推断出它的走向。

托德让维奥拉跟他走,并答应当晚带她到海文。她听着,利落地点了一下头,便和他一起朝小径跑去。他们来到小径尽头,跃过灌木丛,朝小径理应延续的方向前进;追踪者则越来越接近瀑布。她决定跟随托德,是压力之下出于实用考虑的信任之举;而托德的承诺为他们的逃亡指明了目的地,即便前路仍不明朗。

瀑布下的教堂

小径与瀑布引领他们进入一处洞穴,洞穴里的一片岩架在高耸的岩顶下逐渐变宽。在那里,这处空间显现出一座教堂的格局——四排简朴的石头长椅面向一座高起的讲坛,中间留有走道。讲坛后方,飞落的水流形成一面明亮的水墙;湿润的岩石映着光,上面刻有一个圆圈和两个较小的圆圈,代表新世界及其卫星。这一幕不只展现了一个藏身之处,也将星球的自然景观与移民对家园、希望和宗教承诺的表达联系起来。

这座教堂也让逃亡处境形成鲜明对照。外面,河流将武装追捕的威胁一路带向海文;里面,一处为布道而设的地方坐落在同一座宏伟瀑布之下。这座瀑布先前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此刻却为他们打开一条意想不到的前路。他们抵达教堂,意味着眼前的逃亡进程发生了变化,却不能证实危险已经结束。

当下背后的暴力

旅途中分享的揭示表明,这场追捕属于更广泛的暴力模式,而非孤立的威胁。新世界的艰难困苦被转移成对斯帕克尔人的敌意,而人类拥有武器,使随之而来的战争变得极端不平等。在普伦蒂斯敦,同样从指责走向暴力的过程转向了内部——女人及其保护者在普伦蒂斯市长与亚伦的影响下遭到杀害。在这两段历史中,一个群体的危机都被描述成可以通过清除被归罪者来解决。

托德进一步得知的普伦蒂斯敦往事表明,屠杀并非该镇暴力的终点。托德原以为前任教师罗亚尔先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事实并非如此——塞布·芒迪在罗亚尔先生十三岁生日当天开枪杀死了他,而这场杀人事件是在镇上的男人面前安排进行的。托德所在的群体在高尔特先生失踪后接管了他的羊群;高尔特先生曾试图穿越沼泽逃走,却被普伦蒂斯市长安排在小普伦蒂斯先生十三岁生日当天以仪式化的方式处决。如果当局没有抓到逃亡者来充当男孩成年杀人仪式的对象,他们就可以挑选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声称此人已经失踪。这些例子揭露了镇上关于失踪与成年的公开说辞背后的运作机制。

后果与意义

这段逃亡将身体面临的险境与道德上的醒悟联系起来。船、步枪、呼喊与枪声让危险显露无遗;隐约的小径使托德与维奥拉得以离开道路;教堂则以新世界的雕刻图像,将希望与这片聚落经历过的暴力并置。他们前往海文的行程依然危机四伏,现有叙述也没有把教堂描写成最终的避难所。

旅途中揭示的历史也使托德对自己的认识变得复杂。他意识到,杀戮并非只有少数男人参与——男孩被迫成为杀人者,成年人在一旁观看,整个群体的共谋范围十分广泛。托德相信自己能置身这种罪责之外,但这一想法是在他刚刚揭开的历史映照下说出的。因此,追捕带来的不只是抵达海文的延误;它迫使旅人一边为眼前的安全挣扎,一边面对更难回答的问题——暴力如何成为一个群体默认继承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