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被描绘为审查宗教一致性的法庭，也是使西班牙要求统一信仰的主张得以强制推行的威胁。在这段叙述中，它的意义不止于惩罚——在卡塔琳娜的一生中，它还与博学群体遭驱逐和逃亡、医学知识的流失，以及女王与她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宗教观念之间持久的裂痕联系在一起。

宗教一致性与强制

征服格拉纳达后，西班牙的统治者坚持，受其统治的人必须信奉天主教。小说将这项政策与对博阿卜迪勒作出的庄严承诺相对照——穆斯林在基督教统治下会得到安全保障，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能够有尊严地共同生活。但承诺未能兑现。不到三个月，犹太人便遭驱逐，穆斯林则面临威胁；改宗成为强制要求，而对改宗者信仰的任何疑虑，都可能使其被带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接受审查。

在这段叙述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力量部分来自审查过程本身的不确定性。其明示的标准不只是表面上的改宗——哪怕一丝疑虑，也可能使信仰本身受到审查。因此，该机构强化了更广泛的强制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异议者面临的选择是离开、改宗，或承受宗教审判的后果。叙述将这种压力与一项政治目的联系起来——凭借一种信仰造就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但并未暗示由此形成的统一出于自愿，也未暗示先前的共处承诺得以延续。

知识、逃亡与文化流失

该机构的影响也与学者和医师遭驱逐有关。卡塔琳娜询问西班牙是否能找到一位博学的医生时，卡塔琳娜的密友玛丽亚·德·萨利纳斯告诉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逮捕了大多数博学之士，其余的人都逃走了。犹太人分散到葡萄牙、意大利、土耳其及欧洲其他地方；她推测，穆斯林则去了非洲和东方。这番对话赋予宗教迫害以具体后果——人们在原居地已无法找到那些知识渊博的人，而他们的技艺也随他们流亡他乡。

卡塔琳娜后来的反思让这一后果变得切身。在她看来，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二世的政策，助长了医师、科学家和学者的出走；这些人的学识被斥为有罪。她看出，统治者一方面赞赏学识，一方面却放逐拥有学识之人，两者相互矛盾。小说并未详细叙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行政机构或程序，而是通过逮捕、离去以及知识获取途径的收窄，展现它造成的影响。

卡塔琳娜不断变化的判断

起初，卡塔琳娜维护自己继承而来的宗教判断，称那些学者的学问为异端。她亲眼见到这项政策造成的后果后，观点逐渐改变。想起一位摩尔人医师的仁慈，她再也无法轻易地把穆斯林一概视为野蛮人或敌人。她承认，信仰不同的人也可能有自己的信仰理由，并意识到人类共有的软弱、希望与虔诚。

她的转变不止于对那位医师的看法。卡塔琳娜重新审视父母的权威，并认为，他们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群体及其学识，尽管自身坚信正义，却仍然行事不公。她依然爱母亲，却不再把母亲视为绝不会犯错，也不再认定母亲的信念必然与上帝的旨意一致。因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遭逮捕或驱逐者的生活中，也体现在它所推行的宗教计划唤起的疑虑中；这些疑虑出现在执行该计划的统治者之女心中。

叙事意义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代表着一种政治理想中强制的一面——这种理想将宗教一致性等同于国家统一。叙述将这一理想与建立在不同信仰者能够共同生活这一承诺之上的社会相对照，也与卡塔琳娜日益切身地认识到信仰并不能抹去他人的人性相对照。这种对照并未通过机构改革或政策逆转得到化解。此处呈现的持久后果，是卡塔琳娜理解上的转变——她拒绝以信仰为由迫害和施加残酷，也不再把对穆斯林发动十字军视为不言自明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