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理论
猎人的心混沌理论在小说中既是一种数学模型，也解释了托贝拉·姆派伊费利可能如何被推动着重新采取行动。扎托佩克·范赫尔登描述微小变化如何从起点向外扩散，然后将这一观点用于托贝拉试图平静生活的努力——私人生活表面上的安全，无法将动荡不定的外部世界拒之门外。
范赫尔登的解释
范赫尔登与艾莉森·希利谈论事态失控的风险时，提到了混沌理论。他用通俗易懂的说法解释这一理论——小型局部系统中的细微变化可能不断扩大，最终扰乱远处规模大得多的系统的平衡。他指出，这是一种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数学模型，但这场谈话并非技术讲解。艾莉森说自己没听明白，于是他不再抽象地描述模型，转而谈起托贝拉是怎样的人。
这一转折很重要。这一理论为范赫尔登提供了一套说法，使他能够把一个人的性情与其无法直接控制的力量联系起来。一个人或许会努力维持稳定的生活，但生活稳定，并不意味着能够掌控周围的环境。按照范赫尔登的说法，扰动不必由托贝拉引起，也不必发生在他的家中，便足以改变他生活其中的条件。因此，这一模型连接了亲密日常生活与更广泛的不稳定局势，而不是用来预测某个明确具体的事件。
这一场景让这番解释显得暂时而又切身。在东方的月色下，范赫尔登抬起一只手，仿佛要伸向艾莉森；但他一边寻找解释，手一边停在半空，而她希望他触碰自己。随后，他把手放回桌上。这个悬而未决的动作伴随着一场关于表面平衡、却可能受到细微扰动影响的系统的讨论。小说将这一概念性解释置于人犹豫不决的时刻之中，而不是将它置于它试图描述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压力之外。
托贝拉作为催化剂
范赫尔登把人分为两大类。他说，大多数人都像随生命之风弯曲的芦苇——他们抱怨或威胁，但最终会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随波逐流。托贝拉则属于少数人；范赫尔登称他们为行动者、促动者和催化剂。这种区分并非简单地把勇敢与恐惧对立起来，而是区分顺应环境与试图改变环境。
范赫尔登将这种性情与种族隔离制度联系起来。当这一制度威胁到托贝拉的遗传适应性指数时，托贝拉决心改变自己的环境，尽管这项任务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完成。按照这种解释，主动采取行动正是托贝拉的特质——他并非只是适应敌对的秩序，而是试图改变秩序本身。混沌理论帮助范赫尔登将托贝拉过去的反应描述为其本性的一种模式；当压抑这种本性的条件不再成立时，这一模式或许会再次出现。
这一模型也让“托贝拉只是变成了另一个人”这种看法变得复杂。眼下，他正在压抑范赫尔登认为属于其天性的行为，并设想自己可以像一根随风弯曲的芦苇那样生活。但这种努力并不能证明他过去的性情已经消失。这只是他在特定环境下维持的一种克制，而范赫尔登担心的是，这些环境无法保证这种克制能够持续下去。
脆弱的平衡状态
范赫尔登列举了让托贝拉眼下的生活显得安稳的因素——他的工作、米丽娅姆·恩祖卢鲁瓦齐和帕卡米莱·恩祖卢鲁瓦齐。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他所说的安全、封闭的系统，也是托贝拉想要维持的生活。他并没有说这些关系不重要；恰恰是它们赋予了这种理想平衡以价值。危险在于把一段受保护的时光误当成一个能够与变化隔绝、长久维持下去的世界。
范赫尔登强调，生活并非如此。现实世界并不平衡；按照他对这一理论的运用，某处很可能会发生某件事，最终改变一个人的环境。他并未事先指出某种特定的扰动，而是描述托贝拉所处境况的脆弱性——这种生活的稳定取决于外部条件没有受到足以产生影响的扰动，然而这些条件并无保证。
艾莉森追问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她问，如果这种变化发生，而托贝拉恢复本来面目，接下来会怎样？范赫尔登若有所思地回答，一切都会彻底失控。这一回答将一个普遍模型转化为对某个具体人物的警告。令人担忧的结果并非混沌神秘地赋予托贝拉行动的能力，而是外部扰动可能破坏那些让他得以压抑这种能力的条件。
场景及其局限
这场谈话发生时，米丽娅姆正面临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奎因和文森特·拉德贝跑上楼，起初以为审讯室的门关着，就说明她肯定还在里面。文森特·拉德贝走到消防梯上，什么也没看见，便松了一口气。接着他低头看去，发现米丽娅姆悬在下方，双腿在坠落处上方摆动。他喊她并伸手想救她；她松开手，越过六楼平台坠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一并置为关于扰动的讨论提供了严峻的戏剧背景。范赫尔登谈论某种变化如何在更大的系统中某处出现时，周围发生的事情表明，封闭空间表面上的安全已经可能不复存在。然而，这一场景并未确立米丽娅姆坠落导致托贝拉后来作出某个具体决定，也没有证明这一数学模型能够作出精确预言。它的意义有明确的边界——范赫尔登借混沌理论解释托贝拉试图退回受保护生活的努力为何可能无法持久，而附近正在发生的危机则让保护的局限显现出来。
因此，作为小说中的一个概念，混沌理论将人物与处境联系起来，却没有把其中任何一方简化成公式。范赫尔登认为，托贝拉的积极行动本性始终存在，他的家庭生活虽真实却脆弱，而更广阔的世界会带来无法完全掌控的变化。他的解释把发生扰动的可能性转化成一个问题——当托贝拉努力维持的生活受到扰动时，他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