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惩罚与社会污名

罪犯、惩罚与社会污名是小说反复运用的框架，借此将犯罪、法律惩罚、社会排斥与道德责任联系起来。小说最初把囚犯监狱船呈现为皮普眼中近在咫尺、令人恐惧的犯罪者去处；后来，逃脱与未经许可返英所招致的法律后果，影响了阿贝尔·马格维奇的一生、财富与临终岁月。官方的谴责与乔·葛吉瑞、以及后来皮普所表现的同情形成对照，表明罪犯的法律身份并不能完整衡量其品格。

儿童想象中的监狱船

皮普询问远处的枪声来自何处时，乔·葛吉瑞夫人告诉他，那是监狱船上的枪声——囚犯监狱船停泊在沼泽地另一边。她解释说，人们因谋杀、抢劫、伪造等罪行被送往那里，并斥责皮普问个不停。她的解释使监狱船在皮普心中成了随时可能降临的威胁。皮普已经因自己遇到的逃犯而惊恐不已，又背负着在恐惧中作出的承诺，于是想象自己因为不断提问、打算从食品储藏室偷东西，正走向同样的惩罚。

回顾往事的叙述者强调，恐惧会使孩子陷入缄默——皮普害怕威胁过他的男人，害怕自己遇到的逃犯，也因自己被迫作出的承诺而害怕自己。在他的想象中，河流正载着他驶向监狱船和绞刑架。这种童年联想使刑罚制度不再只是遥远的机构，而成了皮普理解罪疚、危险乃至日常违抗行为时所依循的私人逻辑的一部分。

被捕与监狱船制度

士兵在沼泽地追捕两名逃犯时，一场追逐最终以两人被捕告终。马格维奇坚称，是他找到另一名逃犯、阻止对方逃走并将其带回；第二名逃犯康佩森则指控马格维奇企图谋杀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确立了两人的冲突，却没有在现场得出定论。军官将两名囚犯分开，在看守下押送他们前往河边。

在一处简陋的小屋和停船处，士兵记录了相关经过，康佩森先被带上船。随后，马格维奇承认自己从铁匠家中偷了食物，乔证实有个肉馅饼不见了。乔并不知道马格维奇做过什么，却说自己不愿看他挨饿。这番对话将基本的怜悯与逮捕程序并置——乔看到的是一个饥饿的人，法律程序认定的则是一名囚犯。

马格维奇被带上一艘由囚犯划行的小船，送往停泊在近海的黑色监狱船。船身有栏杆，缠绕着沉重的锁链，看起来仿佛延续了加在船上囚犯身上的束缚。小船离岸后，火把熄灭。这一场景的结尾突显了岸边与被送回拘押的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乔的反应也拒绝把这个人简化为他的罪行。

污名、辨认与道德义务

马格维奇被流放后归来，罪犯身份仍继续标记着他。后来，他到乔经营的酒馆时，一个陌生人用锉刀搅动并尝了尝酒，同时瞒过所有人，只有皮普看见了。皮普认出那是乔的锉刀，也明白陌生人知道那个在沼泽地遇到的逃犯。辨认通过一件与早先相遇有关的物件传达出来，将马格维奇隐秘的过去与皮普试图疏远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马格维奇以前的同伴后来讲述，马格维奇在即将获释时请他找出那个曾给自己食物、替自己保守秘密的男孩，并交给皮普两张一英镑的钞票。这份赠予使感恩有了具体的形式，却也把皮普童年的举动与马格维奇遭受刑罚后的人生结局联系起来。马格维奇没有忘记男孩对自己的帮助；他试图报答这份恩情，后来成为皮普所获期待的隐秘起源之一。

流放、返英与法律

马格维奇向皮普解释，自己的刑期是终身流放，依法返英就意味着死刑。尽管如此，他还是回来了，说自己打算留下来，即使旅途危险大得多，他也会前来。他的归来既是个人之举——为了见皮普——也是再次触犯法律。他在海外积累的财富无法使他摆脱判决附加于他的身份。

贾格斯先生后来证实，他曾在新南威尔士警告马格维奇——他遭终身流放，获得赦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在英国现身，便可能受到法律规定的极刑。贾格斯强调，自己与皮普交往时始终严格遵守事实。这一法律警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格维奇的资助必须保密，以及为什么他的归来会使一段私人关系变成可能招致刑事追究的事件。

这种危险并非抽象概念。马格维奇告诉皮普，可能认出自己的人不多，他也不会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宣扬自己已经回来，但仍坚持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前来。后来，奥立克透露，康佩森一方已经查明马格维奇的身份，并警告他面临危险。因此，罪犯身份既由正式法律界定，也取决于被人认出的威胁——隐匿或许能拖延被捕，却无法消除返英的后果。

审判、财产没收与惩罚的意义

马格维奇被捕后，案件无法立即审理，因为必须由他逃离的监狱船上的一名军官证明他的身份。尽管没人怀疑他是谁，但所需证人当时不在伦敦。贾格斯先生告诉皮普，一旦证人出现，案件很快就会作出对他们不利的裁决。审理的拖延揭示出这样一种制度——即使众人普遍相信某人的身份，也必须依法证明；与此同时，可能的判决却被视为几乎确定无疑。

法律还威胁要没收马格维奇的财产。皮普得知，自己对马格维奇原本打算留给他的金钱或土地并没有任何受到法律承认的权利——在马格维奇被捕前，双方并未有效地将财产转交给皮普；此后才作出的安排也不会生效。康佩森死后在他身上发现的钞票表明，他希望从财产没收中获利，并已打探到马格维奇的资产情况。马格维奇并不知道遗产已经失去，仍以为它稳稳当当。他不知情，也就免于得知原本留给皮普的财富无法实现其目的。

在宣判时，马格维奇与另外三十一名男女一同被带到法官面前。法庭陈述了他的多次犯罪、数次入狱、先前的流放判决、逃脱，以及后来返回放逐他的国家等经历。陈述也承认，他在海外似乎曾平静而诚实地生活，直到后来返英。法官将他的归来、逃跑时被捕，以及告发他的人死亡，一并视为加重情节，并据此判处法律规定的死刑。判决把个人经历纳入公开的司法仪式——囚犯只是众多被判刑的人之一，而围观人群则在场旁观。

小说并未抹去法律判决，却把它与马格维奇对皮普的慷慨、乔愿意给他食物，以及皮普努力照料他的行为并置。这样的对照凸显了惩罚与污名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让它们成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依据——法律能够定罪、拘禁、流放并没收财产，但跨越这些界限形成的人际关系，使“罪犯”这一标签的意义变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