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主义

叙事中的反犹主义并非单一的偏见，而是一种不断扩大的压力——它出现在贵族家庭的敌意之中，进入课堂成为公开指责，并演变为使汉斯·施瓦茨一家面临危险的官方政策。它的力量来自这种排斥与施瓦茨一家坚信斯图加特和德国是他们家园之间的冲突。起初只是他人的一种态度，最终却左右了汉斯的离去和他父母的命运。

归属感与同化

汉斯成长过程中，认为犹太身份只是安稳德国生活的一部分。他的家族在斯图加特居住至少已有两百年；在他看来，作为施瓦本人和德国人，比作为犹太人更能体现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归属。他的父母并不否认自己的犹太渊源，但宗教仪式在他们生活中没有多少位置——他的母亲每年去一次犹太会堂，而他的父亲参加这一仪式，主要是出于对他人的体谅。在这个家庭里，同化并非暂时求取安全的策略，而是与德国就是家园这一信念紧密相连。

他的父亲施瓦茨医生尤其坚信这一点。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警告他，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应当动摇他对德国的信心，施瓦茨医生却将纳粹主义斥为一场暂时的疾病，并援引德国文化传统，以及为祖国捐躯的一万二千名犹太士兵。他公开称自己是主张同化者，认为即使犹太人没有完全融入，也能够丰富德国文化。他的确信既建立在信念之上，也来自公众的认可——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医生，受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尊敬；他的铁十字勋章（一级）挂在床头上。这些服役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使后来官方排斥犹太人的做法，直接否定了他自认已凭自身赢得的归属。

友谊中的偏见

康拉丁·冯·霍恩费尔斯使这种归属的局限变得切身可感。康拉丁当着父母的面避而不认汉斯之后，向他解释说，自己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曾经的波兰王室家族，憎恨犹太人，认为他们不配处于社会等级之中。她担心汉斯会影响自己的儿子，臆想他与犹太人阴谋有关，并把他们的友谊视为损害霍恩费尔斯家族声望的事。因此，这种敌意并非源于她与汉斯的个人接触——康拉丁说，他母亲从未见过犹太人，却害怕犹太人。

康拉丁坚称自己并不以汉斯为耻，并说汉斯是他唯一的朋友，但他为了两人每一次相处都不得不据理力争。即使母亲不在场，她的偏见也左右着这段友谊，使寻常的相认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她的疑心还把宗教与政治差异重新描绘成污染——她相信汉斯削弱了康拉丁的信仰，并使他倾向布尔什维主义。这一情节展现了反犹主义如何借助家庭权威和世袭等级发挥作用，无须持有偏见者与其针对的对象直接对峙，便能限制两人的关系。

从校园敌意到公开排斥

在学校里，反犹主义从一种潜在的成见转变为集体而显眼的力量。周遭气氛发生变化后，汉斯听见男孩们在教室门后重复有关犹太人的说法。他走进教室时，几个人停止了说话；博拉赫和舒尔茨仍明显怀有敌意。博拉赫叫汉斯回巴勒斯坦去，还把一张反犹宣传单贴在他的长凳上。汉斯叫他把它拿走，博拉赫在他拒绝后威胁他。这场争执把抽象的政治口号，变成了要汉斯为所谓的异乡人身份辩解的举动，而他认为这里正是自己的家。

成年人的反应加深了伤害。有人问汉斯为什么和博拉赫打架时，他解释说，对方叫他滚回巴勒斯坦。庞佩茨基没有把这句话视为侮辱，反而说那是友善的建议，随后让全班继续上历史课。学校的权威因此未能指出正在发生的排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施暴者的说法。汉斯放学后留下来，希望康拉丁能支持或安慰他，但街上空无一人，他只好离开。从那以后，他开始躲避朋友；随着其他学生和教师不再与他来往，他也愈发孤立。反犹主义不仅使他与学校社群分离，也使他与自己曾经信赖的友谊疏远。

政治教条及其后果

康拉丁的告别信揭示了学校之外的政治排斥如何被合理化。他告诉汉斯，自己相信阿道夫·希特勒能够使德国复兴，并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选择支持希特勒。尽管他遗憾汉斯在自己设想的近期德国中没有容身之处，但他认为，那些被领袖判定为可接受的犹太人，会与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区别开来。他对未来重返德国的期盼并未消除排斥——这反而意味着，汉斯能否归属德国，要取决于政治权威决定哪些犹太人可以留下。

汉斯的父亲起初不肯接受自己的地位会被抹去。纳粹分子在他的诊所外张贴告示，警告德国人避开犹太人时，施瓦茨医生穿上军官制服、佩戴勋章，站在那名纳粹分子旁边。人群聚集起来，敌意指向那名纳粹分子；他最终离开，也没有人来接替他。这一举动短暂地扭转了原本意在施加于公众面前的羞辱——犹太医生的军服和服役经历，反驳了告示所宣称的、他不属于德国社群的说法。但这种缓解并未持续。几天后，汉斯的母亲熟睡时，施瓦茨医生打开煤气，两人双双身亡。此前，汉斯前往美国的安排已经妥当，因为他的父母认为他离开会更安全；他们坚持留在祖国，却无法保护自己。

叙事意义

从私人偏见到官方排斥的逐步发展，动摇了这样一种看法——参与文化生活、服过兵役、享有职业声望或长期定居，就足以保障一个人得到接纳。汉斯父亲的勋章和公众声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使其中的矛盾具体可见——承认他服役的同一个社会，却容许一张反犹告示张贴在他的诊所外。康拉丁的母亲、那些男学生和纳粹分子分别代表不同的环境与权力程度，但他们共同展现了偏见如何不断缩小汉斯同时作为犹太人和德国人生活的空间。

叙事也保留了人们反应上的差异。康拉丁珍视与汉斯的友谊，却接受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承诺；施瓦茨医生抵制公开排斥的行为，却仍然眷恋一个迫使儿子离开的德国。汉斯后来对德国人的谨慎，反映了这些背叛造成的后果——在信任那些反抗希特勒的人之前，他会先查明他们过往的经历。因此，反犹主义不仅是迫使人们分离的威胁，也是一股破坏力量；即使汉斯离开德国很久之后，它仍损害着家园、友谊和信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