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使一名纳粹逃犯隐匿的生活变成一起国际案件，也揭示了围绕追捕、保密与公开叙述而展开的不同网络。这场行动沿着那些拒绝接受艾希曼已经消失的人所搜集的线索展开；其后续影响则表明，公众对逮捕背后的工作知之甚少，也显示同一时刻如何成为追捕约瑟夫·门格勒的机会。

背景与身份确认

战后阿根廷通过官员、中间人和侨民网络支持的路线，为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提供了避难之所。在胡安·庇隆执政期间，由鲁迪·弗罗伊德领导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信息办公室协调逃亡渠道，而卡洛斯·富尔德纳则经由西班牙、瑞士、罗马和热那亚四处奔走，协助这套体系。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数个战败法西斯运动成员的聚集地。这一背景构成了艾希曼藏匿期间的政治环境，但并非对逮捕过程本身的全面叙述。

对艾希曼的追查，是通过彼此独立的观察与调查逐步展开的。洛塔尔·赫尔曼是一名在阿根廷的失明德国犹太难民；他的女儿与尼克·艾希曼交往后，听到对方称赞其父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赫尔曼因此怀疑里卡多·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1957年，赫尔曼致信弗里茨·鲍尔（检察官）。尽管摩萨德的调查未能得出确切结论，鲍尔仍相信这一指控，并取得了证据佐证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他没有求助于德国情报机构或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因为他认为这些机构受到前纳粹分子的影响，而是悄悄将信息转交给摩萨德。

这一过程显示，身份确认依赖的关系并非始于正式调查——一段家庭关系使一个名字浮现出来，赫尔曼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意义，而鲍尔则继续寻求确证。本书也将这项工作置于本可能负责此案的机构失职与不情愿的背景之中。揭露艾希曼假身份的，并非某个公共机构单独采取行动，而是信息在私人证人、德国检察官与以色列情报机构之间流转的结果。

摩萨德的行动

1959年12月，在身份得到佐证后，摩萨德决定绑架艾希曼。摩萨德负责人伊瑟·哈雷尔也在考虑，这项行动可能如何推动对门格勒的搜寻。两项追捕行动在行动层面有所关联，但并非因为证据把两人视为可以互换的目标——艾希曼是眼前的目标，而找到门格勒的希望，则取决于艾希曼被捕后可能出现的机会。

哈雷尔掌握的门格勒情报零散而过时。他知道门格勒使用“格雷戈尔”这个名字，并认为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经营一家家具厂。计划是在1960年5月11日逮捕艾希曼，之后给摩萨德特工九天时间寻找门格勒，并将他带到那架准备送艾希曼前往以色列的飞机上。这一时间安排使得此次逮捕成为一场把握有限的追捕行动中短暂的机会。本书此处没有详细描述抓捕艾希曼的具体过程，而是将逮捕视为预定的首项行动，并将有望借此对付门格勒的机会视为这项行动短暂延伸出的后续计划。

后果与未能实现的后续行动

艾希曼被捕成为追捕纳粹逃犯的转折点，但未能将门格勒缉拿归案。后来，当搜寻门格勒再次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行动时，摩萨德已因叙利亚与埃及构成的威胁日益加剧而停止追踪他。本书指出，以色列情报机构没有将有关门格勒的巴西情报转交德国情报部门，并追问它为何没有直接联系曾协助促成艾希曼被捕的检察官鲍尔。本书没有解答这一问题。

这次逮捕也揭示了调查工作中的责任分配并不均衡。鲍尔所做的铺垫大多不为人知，而摩萨德特工则受到严格的保密要求约束。在公开叙述中，西蒙·维森塔尔声称自己在艾希曼被捕一事上发挥的作用，比本书所述的实际作用更为关键。隐秘的调查工作与广为人知的故事之间的落差，影响了人们对追捕纳粹罪犯历史的记忆。

公众记忆与追捕门格勒

艾希曼受审并被处决后，维森塔尔投入了大量精力寻找门格勒。他发起行动，反对让西德对逃犯适用追诉时效，并凭借善于向公众讲述故事的能力，使人们持续关注这场搜寻。本书将这一公众角色与鲍尔和摩萨德不为人知的工作区分开来——维森塔尔的叙述有助于让这些罪行持续受到关注，但他的声望也使艾希曼被捕的历史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像是孤身一人完成的行动。

因此，在本书的叙述中，这次逮捕产生了两种后果。它证明了一项通过跨国合作与隐秘渠道展开的调查取得成功，但原定针对门格勒的后续行动未能将这次成功转化为另一次逮捕。艾希曼被捕既是一次已经实现的追捕行动，也是一场最终未能解决的搜寻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