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萨族

鹿王

与袭击事件相关的冈萨族是居住在多伽山脉的族群,其命运受到文化归属与帝国公民身份之间差异的影响——尽管他们说阿夸法语,也曾保卫阿夸法的边境,佐尔帝国却不承认他们是阿夸法人。面对征服以及被迫迁居的可能,族中长老采取了假意抵抗的策略,依靠冈萨族孤角战士团和冈萨族对故土的了解,使继续居住在当地显得对帝国有利。

身份与政治地位

冈萨族居住在阿夸法西部边缘的多伽山区,这片边境长期遭受穆科尼亚王国的侵扰。在阿夸法国王统治时期,山地族群被视为独立社群,获准在事务上享有宽松的自治,以效忠作为交换。阿夸法后来与佐尔达成妥协,为阿夸法民众争取到普通公民身份,但这项安排并未惠及冈萨族以及散居山区的其他族群。即使语言相同,也曾共同保卫阿夸法边境,他们仍未能成为新政权下的公民。

这一差别带来了切实的后果。佐尔人的政策会把被划入较低阶层的人迁往其他被征服的领土。由于没有普通公民身份,冈萨族面临离开故土、在别处谋求生计的前景。他们的困境不仅源于军事上的败北,也源于帝国对不同族群的分类——并入阿夸法,并不意味着曾与王国保持自治政治关系的社群也能平等地融入其中。

征服与冈萨族孤角战士团

在阿夸法中部建立稳定政权后,佐尔人着手完成征服多伽地区的最后任务。阿夸法国王派遣使者前往各族群,提出谈判;但作为一个已沦为帝国行省的国度之王,他只能设法保全他们的性命。他无法决定他们在佐尔统治下的地位,也不能保证他们留在自己的领地。

因此,冈萨族长老选择把抵抗作为谈判手段。他们希望以坚决展示实力的方式表明,族群难以被击败,却可能成为有用的盟友。如果佐尔认可冈萨族对山地地形的掌握,以及他们守卫新西部边境、防范穆科尼亚的潜力,冈萨族或许就能获准留下。这是一种经过盘算的尝试,旨在把军事上的实用价值转化为留在故土的理由。

冈萨族孤角战士团使这一策略成为可能。这个团体由被剥夺了平常生活的男子组成,他们发誓充当冈萨族的盾牌,必要时不惜牺牲性命来保护族群。据称,其起源十分古老,可追溯至诸神首次化身为飞鹿出现的时代。只要履行守护誓言,成员便不受约束其他冈萨族人的规矩限制;逃离灾祸的外人也可以加入战士团,从而被接纳为族人。正因为这支常设的战士队伍早已存在,长老们才得以考虑抵抗。

山地边境的战争与疫病历史壮大了这支队伍。入侵不仅带来冲突,也带来疫病;数十年间反复暴发的疫情摧毁了一些社群。因战争或疾病失去家人的男子来到冈萨族,加入冈萨族孤角战士团,使其人数增长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长老们向首领范提出方案时,他和手下欣然应允,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悲伤与绝望。

战争与声望

冈萨族的抵抗与飞鹿骑手及冈萨族孤角战士团难以预测的袭击紧密相连。佐尔人的记载称,这个族群人数不多,却难以征服。他们的战士不仅在熟悉的山地发动袭击,也会出现在森林和平原上的帝国堡垒,对驻军展开攻击;他们的速度与战术机敏令占领军不安。

战事波及族群故土以外的地区——范在卡舒纳河被俘。佐尔官员认出一条受损的锁链是用于束缚他的器具,约塔鲁由此辨认出这名俘虏就是冈萨族孤角战士团首领“断角范”。这一辨认使一件遗留的实物成为边境战士与帝国交战的证据,也让未曾亲自参与西部战役的官员得以了解冈萨族的抵抗。

生计与本地知识

冈萨族的身份也建立在他们对飞鹿的实用知识之上;这种动物无法像普通家畜那样管理。飞鹿比不熟悉它们的人所想的更加亲近人类——一旦与人建立联系,它们便会记住人类伙伴,分开时也会感到孤单。它们的习性随季节变化。秋季,母鹿可能四处寻找配偶;在交配和产仔季节,照料它们既要留意行为和食物,也要让它们自由活动。

冈萨族的牧人会用老树上的地衣莫霍基地衣引导飞鹿,而不只依靠围栏。飞鹿会避开这种地衣,因此将晒干的莫霍基地衣编成绳索,可以帮助它们留在围栏内;把地衣放在熟悉的路线上,也能影响它们的行进方向。然而,圈养无法很好地代替自由漫游——飞鹿可能跃过围栏,或因圈养过紧而衰弱。除了母鹿和幼鹿,它们较大的群体并没有界限分明的固定单位;不过,在动物年幼时建立的私人联系,可能伴随它们一生。冈萨族的孩子跟随成年人进入森林、观察动物,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并在代代相传的经验中掌握挑选和驯养飞鹿的本领。

后来,这些知识在族群原居地之外也发挥了作用。范劝说一个牧业陷入困境的家庭,让飞鹿在春季自由活动,而不是把它们拴起来;他解释说,飞鹿比驯鹿更野性,无法忍受像家畜那样被圈养。关键在于及早让它们习惯与人相处,并培养个别的亲密关系;成年野生飞鹿不会习惯人类,但自出生起建立的联系可以长久维系。对熟悉其习性的人而言,飞鹿活动范围相对有限,也习惯沿固定路线行进,因此它们的行动更容易预测。

对于试图兼顾飞鹿与驯鹿放牧的家庭,这些知识关系到生计。驯鹿需要夏季牧场,海风会在那里驱散叮咬牲畜的昆虫;但季节性迁徙恰逢飞鹿产仔期。过去有户人家把飞鹿拴起来,跟着迁徙的驯鹿带它们移动,这或许扰乱了飞鹿繁殖。范的建议,以及让部分家庭成员留下照看飞鹿、其他人则带驯鹿迁徙的决定,都表明本地的动物知识能够影响远离多伽地区的家庭前景。

流离失所、迁徙与意义

冈萨族被排除在普通公民身份之外,是边境移民定居制度的一部分。佐尔帝国边缘地区的贫困农民与牧人奉命迁往新征服的地区定居,建立佐尔式社群,种植指定作物、饲养指定牲畜,并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充当不携带武器的先遣力量,帮助把被征服的领土改造成帝国的疆域。较低的税赋和对开垦土地的所有权或许能使移民受益,但这项政策也让许多人远离故土;无法返回家园的悲痛始终是他们经历的一部分。

税务管理不仅使国家能够掌握这些边境人口,也使其能够调动他们。佐尔征税官收集奥奇山谷和多伽山脉等边远地区游牧社群的资料,记录当地群体及其成员的人数和年龄。官员来访时,有些人可以躲进树林,但官员认为这些记录相当准确,足以协助寻找范。因此,用于管理分散人口的统计能力,也能被用于搜寻一名前敌人。

在这些记载中,冈萨族不仅是军事对手,也是一个必须守护故土、协商被强加的身份,并传承生态知识才能存续的社群。冈萨族孤角战士团让长老们得以抵抗,同时不放弃达成妥协的希望;飞鹿饲养则体现了另一种延续,根植于观察、节制以及随时间培养的联系。这两种应对都回应着同一种压力——当帝国声称有权分类、迁移并改造其治下居民时,如何保全一种生活与一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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