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tin在MLK纪念礼拜后承受白人的种族忏悔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的一场教会庆祝活动结束后，奥斯汀的经历揭示了——公开讲述种族主义，可能促使白人听众向黑人女性寻求个人慰藉，而不是承担推动改变的责任。奥斯汀和珍妮讲述她们的友谊时，会众的回应从聆听转向忏悔——受到伤害的人变成了听众，而这些听众被期待承受白人的羞愧并帮助他们摆脱这种感受。

礼拜与故事

庆祝活动期间，奥斯汀和珍妮站在台上，讲述她们大学期间在桑科法之旅中结下的友谊。她们将各自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并以她们曾在公交车上的一段对话作为结尾。珍妮挑选了一些图片，准备投映在她们身后的屏幕上，希望这些图片能让会众仿佛正与她们一同坐在那辆公交车上。

这个故事讲到了第一次有人对奥斯汀使用种族侮辱性称呼、一次不尊重人的种植园参观，以及一座私刑博物馆带来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讲述达到了效果——会众深受触动，听众也反思起自己的经历。但会众的回应也暴露了同情式聆听的局限。奥斯汀和珍妮离开舞台后，人们走上前来，却不是为了讨论她们所描述的伤害，而是为了讲述自己参与种族主义的经历。

忏悔成为负担

白人会众排起队来忏悔。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告诉奥斯汀，他曾使用过种族侮辱性称呼，对此感到羞愧。一名二十出头的女子说，她的父母曾禁止她与黑人男性约会，而她直到最近才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另一名约四十岁的女子说，她曾以自己与教会的黑人敬拜领袖相处为荣，随后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听见同事在一名印度裔女性背后议论她时，并没有出面制止。

细节各不相同，但这些忏悔有着共同的指向——每个人都把一段关于种族主义的记忆带到奥斯汀面前，仿佛只要她在场，这段记忆就会变得更容易承受。半小时后，奥斯汀询问珍妮，是否也有人向她忏悔。没有。然而，这份负担并非只落在她一人身上。那天在台上最受瞩目的黑人女性敬拜领袖也接连收到人们的忏悔。黑人女性，而非直接受到伤害的人或负责处理相关行为的人，成了白人听众试图减轻内疚的对象。

奥斯汀并未否认这个故事打动了会众，也不否认有人正在反思自己的经历。令她不安的是，这些忏悔在忏悔者人生中的分量微不足道，而种族主义却仍在以寻常、轻易的方式持续发生。讲述这些故事，使听众听完见证后的当下又变成一次让黑人女性为白人付出情感劳动的机会，却似乎无人考虑聆听这些话会给她们带来什么代价。

教会之外的相似模式

查尔斯顿以马内利非洲卫理公会教堂枪击案发生几个月后，奥斯汀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后也出现了相似的模式。以白人为主的听众在她演讲期间反应热烈，有人落泪、有人发笑，也有人认同她的观点。接着，忏悔开始了。在会议最后两天里，人们向她讲述亲戚在节日聚餐时的种族主义言论、家中展示的邦联旗，以及把善意当作回应种族不公之道的教会牧师。

这些讲述描述的并非针对奥斯汀本人的行为。即便如此，听着这些话，她仍觉得自己仿佛亲历了一场无人回应的种族主义笑话，或是身处一间对邦联旗毫不在意的屋子里。忏悔者面前的黑人听众，成了实际受害者的替身。经过这种替代，听众背负起自己并未经历的事件所带来的重担，并被含蓄地期待给予宽恕。

教会庆祝活动与会议之间的对照，让人更难把这种模式误认为一次孤立的误解。在这两种场合，白人听众听完有关种族主义的故事后，都转向黑人女性，坦露自己的过往。她们的情绪或许真挚，但忏悔本身并不能弥补伤害；如果没有改变后的回应，这种忏悔就可能要求那个已因种族主义而承受重担的人，去安慰那个正在忏悔的人。

拒绝给予宽恕

奥斯汀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拒绝——她不是白人灵魂的牧师。她不再接受忏悔，仿佛只要把事情说出来，一切就算了结。她指出了轻松收场的诱惑——先承认过错，再以年少无知或本无恶意为行为开脱——并拒绝接受黑人应该提供这种安慰的期待。和解不能意味着忏悔一桩种族主义行为后便得到宽恕，而改变的工作却依然没有完成。

相反，奥斯汀现在会追问忏悔者，他们今后会做出哪些不同的行动。这个问题把责任从听取忏悔的人身上移回忏悔者本人。忏悔者或许会找借口，但这种回应及其后果都应由忏悔者承担。奥斯汀的做法并不保证任何特定的人一定会改变；她拒绝为促成这种改变负责，也拒绝替做出相关行为的人卸下努力改变的责任。

她将这种挑战与拒绝一切道歉区分开来。在另一场会议上，一名策划者真诚地为自己的决定道歉；那些决定曾让白人女性在担任演讲者一事上优先于有色人种女性。策划者解释了自己先前的想法，反思了这些想法，也坦诚谈到组织活动的难处。奥斯汀关注的不只是道歉，而是这种反思能否改变未来的做法。她没有以接受道歉来结束这段交流，而是提议让有色人种女性获得最多的发言时间，或向她们支付最高的演讲者酬金，以认可她们的专业知识，以及讨论种族与正义所涉及的情感劳动。这些想法是否会被采纳，不该由她承担。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只有当忏悔能够引向行动，而不是让忏悔者获得慰藉时，忏悔才有意义。

因此，这次教会中的遭遇标志着奥斯汀回应白人内疚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她不再把忏悔当成由自己来解决的事，而是转而要求忏悔者迈出下一步。她的问题将改变的工作交还给理应承担这项工作的人，并拒绝让一场感人的礼拜、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听众群体或一次坦白，取代真正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