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合法绑架
上帝的曲线“被合法绑架”是艾丽丝·古尔德对自己被关在精神病院一事简洁而反复的称呼。这个说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同时发挥两种作用——既是她对“患病”这一说法所提出的宣称性替代说法,也指向她的档案中记载的非自愿收治程序所带来的强制后果。对艾丽丝而言,这句话不只是抗议自己身处院内;在她追查案件的过程中,它还成了她解读并应对自身处境时反复使用的句式。
作为拒绝诊断的说法
在一次医疗谈话中,医生问艾丽丝是否明白自己为何来到医院,她使用了这个说法。她没有接受法院将她送来的这一前提,而是说自己是被合法绑架的。医生提到她曾在法官面前承认试图投毒时,她纠正了这一说法——她称并没有司法判决,指控是医生提出的,而不是在法庭上提出的;她也从未向埃米利奥·多纳迪奥承认自己做过被指控的事。她同样拒绝承认自己有病,转而再次使用“被合法绑架”这一说法。她的回答所质疑的不只是诊断,也包括将她拘禁于此的权力依据。
她自己的描述与院方说法之间的区别,在她后来提出的抗议中尤其鲜明——她说自己不是患者,是自愿来到这里的,而且是一名职业侦探。院长则指出她的入院档案——真正的自愿入院需要她本人签署申请治疗的声明,并附上接收她的特奥多罗·鲁伊佩雷斯出具的证明。档案中实际记载的却是针对非自愿收治的程序——埃米利奥·多纳迪奥出具医疗证明,称她患有疾病、需要入院;此外还有她的亲属、丈夫赫利奥多罗·阿尔梅纳拉提出的申请。因此,这个说法指明了艾丽丝声称自己为某种目的自愿入院,与支配其拘禁的文件之间存在出入;单凭这个说法本身,并不能证明已有法律裁定认定此次收治违法。
具有双重作用的反复句式
艾丽丝的抗议与一项真实的调查计划有关。她提醒自己,来到精神病院是为了假装患有精神病,查明是谁写了某些信件,并查出谁很可能犯下一起谋杀案。这个说法为她提供了一套应对拘禁的说辞——她可以坚持自己没有生病,同时维持掩护身份所需的偏执性解释。她在大多数谈话中都是真诚的,但她回顾自身表现时,区分了这种真诚与反复声称自己没有生病、遭到合法绑架所包含的表演成分。她也承认,有些反应被她夸大了。这样一来,这个反复句式便把她实际的收治身份与她有意识维持的角色联系起来,却没有将二者混为一谈。
这个说法会在她与医生的交谈中反复出现,而不是只作为一次挑衅性的回答。有人告诉她,只要工作人员认为患者不会伤害自己或他人,患者就可以离院;艾丽丝再次坚称自己没有生病,是被合法绑架的受害者。说这番话时,她把一杯雪莉酒拿在手里;玻璃杯和杯中的酒都在她的手指间颤动。这个具体的身体细节,使反复出现的说法带上了简洁法律措辞所没有的紧张感——她的坚持克制而断然,但当下并不轻松。
这个反复句式也与她在医院内努力维持生活的实际做法并存。艾丽丝明白,自己必须尽可能严格地遵守规则,避免显得与其他患者不同,尽管一名医生表示有时可能会为她通融。她声称自己遭到绑架,并不意味着她可以若无其事地把医院当成毫无权力的机构。这个说法表达了抗拒;但她的行为仍须顾及规章制度以及执行规章的人。
非自愿收治的法律效力
艾丽丝后来的推理说明了她为何如此重视“合法”一词。她得出结论——自愿收治与非自愿收治之间的差异,不仅限于事前采取的步骤;两者带来的后果也截然不同。自愿入院的人几乎可以像入院时那样轻易地离开。如果入院是应亲属申请并根据医生建议进行,离院便不再由患者自行决定。艾丽丝将这种限制比作监禁——一个人不能想走就走,而必须等到刑期结束。她的比喻解释了这个说法中的矛盾意味:“合法”指明了施加拘禁所依据的程序,而“绑架”则传达了从她的角度看,这种拘禁具有何等强制性。
院方明确说明接收她的依据时,也清楚呈现了医疗方面的说法。艾丽丝被告知,她是作为一名偏执症患者入院的;她被指控曾三次试图毒害丈夫,收治依据是丈夫的申请和一名医生的建议。院方则称,收治她是为了尝试治愈她。这是院方对自身责任的说明,并不能凭这个说法本身证明指控属实。争端的核心在于谁有权界定当前处境——艾丽丝强调那些剥夺她自由的程序及其后果,而医院强调自身的诊断和所宣称的治疗目的。
含义与局限
“被合法绑架”将这场冲突浓缩为一句艾丽丝可以在不同谈话中反复使用的话。它持续出现,因而成为她遭受拘禁的母题,也是她调查策略的一部分;但文本为它提供了具体的程序依据,并未将它仅仅视作一种修辞说法。档案记载的是非自愿收治,而艾丽丝自己的分析则指出,采取这种收治途径后,离院会遇到更多障碍。同时,院方声称其目的是治疗她,而艾丽丝刻意演出的偏执又使人难以简单地将她的每次抗议都解读为未经修饰的临床陈述,或完全虚构的说法。
因此,这个说法并不能确定艾丽丝是否患病、医生的判断是否可靠,也不能确定医院的做法是否正当。它标示出医疗判断、家庭权力、文书程序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的节点。艾丽丝坚持使用“绑架”这一说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单纯的诊断转向把她置于院内的程序,以及她实际离院时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