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任总统的刑事调查与起诉限制

总统班底

对在任总统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的限制,成为水门事件调查中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与制度问题——调查人员面对的证据引发了关于理查德·尼克松作用的疑问,但美国司法部的律师认为,宪法禁止起诉在任总统,并据此推断,总统不能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尼克松是否有罪;它影响了检察官能够如何调查他,以及证据可以移交何处。

宪法问题

当记者追查尼克松可能涉入其中的问题时,这一难题浮现出来。卡尔·伯恩斯坦追问一名律师,检察官为何不传唤总统到大陪审团面前时,对方把他引向宪法——即使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总统是否可以被起诉?伯恩斯坦咨询了其他律师,得知美国司法部的律师研究过这个问题,并认为宪法禁止起诉在任总统。基于这一前提,他们推断,不能被起诉的总统也不能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

这一区别意义重大。它并不等于认定针对尼克松的证据不存在。一名身居要职的消息人士告诉伯恩斯坦,并没有什么隐而未发的爆炸性证据,但证据所呈现的模式引发了有关总统作用的疑问。另一名律师也同意,如果同样的证据模式涉及其他任何人,那个人就会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刑事司的一名律师直接指出了制度困境——调查碰上了宪法,现在必须面对如何调查总统的问题。

证据与归责

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形成之际,调查正沿着竞选团队和政府中的层层关系,追查行动、资金和责任。休·斯隆描述了一项惯常流程——他会打电话给当时在美国司法部任职的约翰·米切尔,请示是否授权发放竞选资金。这些电话从1971年开始;起初由米切尔亲自批准支出,后来授权权力转交给其他人,包括杰布·马格鲁德。记者理解到,斯隆所描述的是一位前竞选经理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授权拨款用于针对反对派的明显非法活动。这番叙述说明了资金如何流转以及谁有权批准,但通过中间人追溯授权,并不等于证明总统本人负有法律责任。

其他说法进一步凸显了行动链条与最高层直接证据之间的区别。唐纳德·塞格雷蒂最终表示,是德怀特·查平雇用了他,戈登·斯特拉坎和他谈过这项工作,赫伯特·卡尔姆巴赫付给了他报酬;塞格雷蒂称,最初是查平找上他的。记者还了解到,H·R·哈德曼会利用可否认性,让他人执行有争议的决定,从而使自己与这些决定保持距离。这类安排可以让相关行为及其联系浮出水面,却仍使直接证明总统是否涉入其中变得困难。在掩盖行动中,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名消息人士称,约翰·迪恩曾向他讲述过同一版本的3月21日与尼克松会面的情况;该消息人士还称,迪恩在掩盖行动中只是下属,而哈德曼几乎批准了所有事情,包括向共谋者付款。这些说法使调查图景更加清晰,但宪法问题仍然是检察官如何追查总统本人。

关于调查的相互对立主张

白宫将争议描述为报道不当和机构权限之争。当有人问尼克松是否担心一则将白宫与唐纳德·塞格雷蒂联系起来的报道时,罗纳德·齐格勒表示,总统反对以传闻、暗示和株连定罪为依据的报道,并坚称并未确立任何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根本不存在。在另一番全面抨击中,白宫指责《华盛顿邮报》利用匿名消息来源和未经证实的指控,制造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假象。

当宪法问题被明确提出后,齐格勒表示,尼克松不会在大陪审团或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宪法,并会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他还谴责这篇报道滥用了联邦检察官的权力,并援引大陪审团程序依法保密的规定。白宫要求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查明消息来源;如果曾就泄密展开调查,那么消息来源始终没有被找到。这场交锋揭示了两个彼此交织的争议——总统能否受到常规调查程序的约束,以及报道大陪审团审议情况本身是否逾越法律界限。

从刑事调查到弹劾

3月1日,曾起诉最初那批水门闯入者的大陪审团,提出重大起诉,指控七名前白宫和竞选团队助手共谋妨碍司法公正。大陪审团还交给约翰·西里卡一个公文包,里面装有一份报告以及有关尼克松案的证据。由于检察官认为宪法禁止起诉在任总统,大陪审团建议将这些材料移交众议院委员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启动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针对总统可能遭到弹劾的调查,行使众议院启动弹劾的专属权力。

移交材料并未解决尼克松是否负有刑事责任的问题。它只是把累积的证据转交给一个宪法程序;检察官认为无法提起刑事起诉时,这一程序能够审查总统。尼克松的公开表态凸显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在电视讲话中接受H·R·哈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辞职时,他表示,政府行为的责任属于他所领导的政府,他对此承担责任。这种政治层面的承认不同于刑事判决;根据检察官对宪法的解释,只要尼克松仍在任,常规起诉途径就无法对他作出刑事判决。

因此,这个问题把证据上的不确定性与检察行动面临的结构性限制联系起来。调查人员能够查明授权关系网络、追踪资金,并收集指证高层助手的证词;他们也能逐步建立一种引发总统涉入疑问的证据模式。但律师对宪法的解释限制了针对在任总统可采用的调查手段,致使大陪审团将材料移交国会,并使弹劾成为处理这些证据的直接制度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