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ck. You. Bring It.”(FUBI)海洛因团伙调查与起诉
成瘾剂量: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真相“去他妈的,放马过来”海洛因贩运团伙调查与起诉将谢南多厄河谷北部的一名主要海洛因供应者送进监狱,但并未终结围绕他形成的市场。通过罗尼·琼斯被定罪以及后来过量死亡再次出现,这起案件既展现了联邦起诉的力量,也揭示了将不断扩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主要视作刑事司法问题的局限。
背景与海洛因市场
海洛因在当地站稳脚跟时,人们对它的印象已经开始改变。多年来,在罗阿诺克,人们普遍将海洛因视为一种内城毒品,认为它与一小群大多不为人所见的使用者有关。联邦检察官唐·沃尔特斯回忆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地区或许只有几十名海洛因使用者。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一条更充足的供应渠道和进入当地的新路线,帮助市场扩展到警方和法院记者此前通常认为与这种毒品有关的人群之外。
这种转变较早的一个迹象出现在2006年。当时,有费城背景的毒贩克利夫顿·“莱特”·李开始向罗阿诺克供货。李与黑人和白人使用者都有往来;两名因向朋友出售海洛因而被捕的郊区青少年,使调查人员发现证据,牵涉另外五十多名年轻人。他们大多就读于隐谷高中,该校位于罗阿诺克县最富裕的社区之一。2008年,李被判处十一年监禁时,检察官称他的贩运网络每周两三次向该地区运入一千包海洛因。那起较早的案件表明,海洛因能够多么迅速地进入那些原以为它与自己的生活相距甚远的社区。
后来伍德斯托克的市场遵循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模式。许多使用者最初服用处方药,后来转而使用海洛因,并将买来的部分海洛因转卖,以筹措下一次购买的费用。避免戒断的迫切压力助长了这种交易。使用者招揽新顾客,而新顾客又继续招揽他人;随着网络不断扩大,其后果从依赖和被捕延伸到过早死亡。
琼斯与起诉
2012年,罗尼·琼斯乘坐弗吉尼亚州惩教部的货车抵达伍德斯托克。他曾两次因贩毒被定罪,来自华盛顿郊区;在这个小镇,原本规模不大的娱乐性药片使用者群体逐渐扩展,形成数量大得多的海洛因依赖者群体。FUBI案的起诉使琼斯在这一市场中的角色成为联邦刑事追责的对象。
琼斯在此案中的选择影响了他走向判刑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应被判十年监禁,拒绝了由最初受法院委派的律师谈妥的十五年认罪协议,并解雇了该律师。后来他对此感到后悔。他起初拒绝配合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探员比尔·梅特卡夫以及负责将他定罪的检察官唐·沃尔特斯。最终,他被判处二十三年联邦监禁。
琼斯的弟弟托马斯·琼斯三世也逐渐对罗尼看似庞大的收入规模感到疑惑。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时,罗尼开着一辆奔驰卡车,还拥有其他车辆;托马斯想知道经营电脑生意是否足以解释这些财产,但他承认自己不愿追问。托马斯后来认为,罗尼可能试图在被捕前建立合法收入,部分原因是想供养女儿们。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抹去贩运团伙造成的伤害,却让人们对这名毒贩的认识更加复杂——他的家人明白其中的风险,却不清楚他的生意究竟涉及什么。
判刑与执法不平等
这起起诉造成的后果,置于阿片类药物使用者遭受不同对待的更大鸿沟之中。书中将两种情况作了对比——白人使用者为了缓解戒断而贩毒或犯下财产罪时,往往得到相对同情的对待;而像琼斯这样的人则受到惩罚,因持械贩运海洛因而入狱。书中指出,联邦毒品犯罪者中有四分之三是黑人或西班牙裔,州监狱中的毒品犯罪者则有57%是有色人种。因此,问题不只是供应者是否应受惩罚,还在于为何逮捕和监禁在毒品经济中分布如此不均。
书中还将琼斯的案件与阿片类药物处方史上的不平等并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2014年公布的数据表明,医生给有色人种开止痛药处方的比例明显低于给白人的比例,部分原因是医生不信任他们,担心他们会滥用药物。到那一年,年轻白人的过量死亡人数已升至2002年的三倍,而有色人种的死亡率则相对没有变化。书中将这一差异视为种族化医疗判断造成的后果,而非人们对成瘾本身具有不同易感性的证据。
附近地区当时开始出现监禁之外的替代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并未用于琼斯案。温彻斯特开设了该地区首个药物法庭,旨在帮助被告获得治疗,包括药物辅助治疗,以及住房和交通支持。书中介绍的平等正义倡议组织模式,将低层级毒品犯罪和卖淫罪案件从起诉程序中分流,同时帮助当事人获得住房、就业和个案管理服务。这些做法回应了纯粹惩罚性应对的一项实际弱点——若人们获释后没有治疗、工作或稳定生活,便可能重新陷入助长毒品交易和重复监禁的处境。
事后影响——短暂平息,过量死亡再度增加
这起起诉似乎在短期内产生了影响。警方给克里斯蒂·费尔南德斯看过儿子杰西·博尔斯特里奇去世后的照片时,专案组一名成员指出,在起诉琼斯和FUBI团伙的其他成员之后,过量死亡有所减少。但这段平静时期早于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到来。这起案件扰乱了一个网络,却未能消除海洛因需求,也未能阻止供应发生变化。
2016年10月的一周里,谢南多厄河谷北部有十九人发生药物过量,其中十七人经纳洛酮救治后恢复。一名当地培训人员说,巴尔的摩的毒贩仍在将芬太尼掺入海洛因;这种做法可能在有人死亡后把顾客引向某个供应者,有时也被用来对付那些被怀疑向警方告密的人。之后过量事件激增,鲜明地显示出单次起诉的局限——逮捕一名显要毒贩,无法终结使替代供应得以进入当地的种种条件。
琼斯本人预言,其他毒贩会取代他。叙述者在监狱会见他后,再次思索他对杰西之死究竟了解多少。琼斯没认出杰西的名字。克里斯蒂继续探望儿子,为他的墓地装饰;后来,她设想举办一场阿片类药物危害意识宣传跑步活动,路线经过儿子以前踢球的球场和谢南多厄河,并沿途展示逝者的照片。因此,这起案件的结果既具体又不完整——琼斯被判处长期监禁,而留下来的人仍在哀悼、组织行动,并继续面对一个在其核心人物离场后依然存在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