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andMe

23andMe是一家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在书中，其不断扩大的常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数据库成为一条可能的途径，或许能从身份不明罪犯的遗传档案追溯到一名亲属，最终确认其身份。它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前景及其局限——这项服务可以通过亲属将人们联系起来，但其隐私政策和服务条款禁止与执法部门合作，因此米歇尔·麦克纳马拉只能考虑一条无法通过常规调查渠道直接采用的途径。

面向消费者的检测与亲属关系

到2016年，包括23andMe在内的商业公司提供脱氧核糖核酸检测，费用约为一百美元，另需提供唾液样本。检测会生成常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档案；这些档案不仅可用于了解个人特征或可能的健康风险，也可用于寻找遗传亲属。与仅限男性血统的搜索不同，常染色体检测能够跨越不同家系联系人们。

本书描述了这种能力如何可能帮助被收养者以及由单身母亲抚养、希望进一步了解自身出身的人。数据库中的匹配结果或许会揭示一位此前不为人知的表亲；这层关系可能为寻找生父或发现有关个人身份的其他信息提供途径。首次搜索不必就是最终结果——随着更多人上传自己的脱氧核糖核酸，服务可以通知已有用户有新的亲属可供匹配。书中举出的一个例子是，一封电子邮件报告称，在此前90天内，有51名与某位用户共享脱氧核糖核酸的人加入了数据库。

数据库的规模使这种可能性更具意义。本书称，23andMe共有150万个档案，Ancestry.com共有250万个档案。这些数字展现的是消费者检测领域迅速扩张时的一个截面，并不保证任何一次特定搜索都能找到有用的亲属。数据库对调查的价值取决于相关家族成员是否提交了档案，以及调查人员能否从结果中辨认出这层关系。

潜在的调查途径

本书将商业家谱数据库与执法部门的官方脱氧核糖核酸系统区分开来。书中将CODIS描述为一个全国性系统，由地方和州级法医数据库构成；犯罪现场样本和某些嫌疑人样本会在其中经过核验与比对。相比之下，商业服务保存着大量消费者的常染色体档案，这些档案有可能揭示一种家族关系，而仅比对罪犯本人的法医标记可能无法发现这种关系。

设想中的调查逻辑是间接的。调查人员不会预期身份不明的罪犯提交过自己的档案，而可能是在商业数据库中找到其二级或三级表亲，再以这名亲属为线索追查罪犯身份。本书认为，提交凶手的实际遗传物质，而不是仅提交选定的标记，可能会使这种搜索尤其有用。书中将其描述为一种可能性，并非已经完成的搜索，也不是通过23andMe取得的结果。

对米歇尔·麦克纳马拉而言，这个想法已成为一个持续研究的问题。她列入人生愿望清单的计划事项包括想办法向23andMe或Ancestry.com提交脱氧核糖核酸。这些数据库代表了一种新型调查资源——它们不是另一份旧案卷宗，而是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展的亲属关系网络，或许能让原本不可见的联系显现出来。

隐私、条款与法律限制

本书称，23andMe和Ancestry.com都不愿与执法部门合作，理由是隐私顾虑以及各自的服务条款。这种拒绝在可能有用的数据库与试图使用数据库的调查人员之间设下了制度界限。限制并不只是数据库规模不足；恰恰是它们的规模使其具有吸引力。障碍在于，执法部门能否合法且正当地将犯罪现场的脱氧核糖核酸纳入一个为消费者使用而建立的系统。

实际障碍也涉及技术。通常，用户会收到一根采样管，提供唾液，再将采样管寄回检测。米歇尔没有凶手的唾液或口腔拭子；她手中只有纸面上的遗传档案。据称，比利·詹森的一位科学家朋友认为有办法绕过这一障碍，但书中没有说明具体方法，也没有证实有人尝试过。这一区别很重要——书中记载的是一条正在考虑的途径，而不是一次成功提交，也不是23andMe做出的匹配结果。

伦理与法律问题本身也是这一设想的一部分。相关讨论提及隐私、公司的使用条款以及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说明获取商业遗传数据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据书中叙述，米歇尔会不顾服务条款，提交凶手的脱氧核糖核酸。因此，寻找亲属的可能性也带来了冲突——一方面是调查前景，另一方面是规范客户数据使用方式的规则。

在调查中的作用

在叙述中，23andMe所扮演的角色是面向未来的，而非实际参与调查——它可能提供家族线索，但并非调查此案的机构，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数据库曾识别出罪犯。这一区别使该公司的重要性保持在适当范围内。其档案可以提供一条从遗传相似性追溯到家族网络的新途径，但本书没有证据表明凶手的档案曾被录入，也没有证据表明某位23andMe用户曾引导调查人员找到凶手。

尽管这条途径最终未能实现，它仍揭示了调查工具构想上的转变。米歇尔的工作还包括收集官方案件材料、为人物和地点编制索引，以及扫描卷宗，以便搜索和共享信息。商业遗传数据库则提供了另一种规模——它不是可供检索的报告档案，而是一组不断扩大的生物亲缘关系。由此，23andMe处在消费者身份研究与刑事调查的交汇处——这项原本旨在帮助用户找到亲属的工具，或许也能指向一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而公司的隐私界限则决定了这种可能性是否能够通过直接途径加以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