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estry.com

我将消失在黑暗中:一个女人对金州杀手的执着追踪

Ancestry.com在调查中具有双重意义——其在线资源一度让一条遗传线索显得颇有希望,而其客户数据库的规模则显示出一种可能的途径,可用于辨认罪犯身份不明的亲属。这种可能性受到公司的限制,因为公司以隐私顾虑和服务条款为由,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

身份与调查作用

书中是在遗传家谱学和消费级DNA检测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介绍Ancestry.com的。它的重要性不在于该公司辨认出了杀手,而在于其在线资源和不断增长的档案库,为调查人员和研究者提供了探索传统刑事调查数据库之外遗传关系的途径。

叙述区分了不同类型的DNA比对。米歇尔将杀手的DNA档案上传到一个可通过Ancestry.com在线访问的Y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数据库。书中另有部分则介绍,消费级检测公司使用常染色体DNA。这些方法和数据库不应混为一谈——前者在米歇尔的搜索中提供了一条暂定的家谱线索,而有关常染色体检测的讨论,则说明了大型消费级数据库中可能包含身份不明罪犯亲属的情况。

看似有希望的Y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线索

乍看之下,米歇尔发现的结果似乎令人鼓舞。据描述,页面顶端的姓名极为罕见,在美国和英格兰只有寥寥数人使用,而页面上显示了许多匹配项。比对结果估计,这名男子与米歇尔视作杀手的DNA档案,可能在十一代之前有一位最近的共同祖先;在这一代数距离上找到共同祖先的概率为百分之五十。

这一结果既不能证明这名男子就是杀手,也不能证明表面上的家谱关联足够近,足以辨认此人。米歇尔将这一发现告诉保罗·霍尔斯和其他专家后得知,即使追溯这名男子约三百三十年前的家族历史,找到共同祖先的机会也只有一半。因此,最初看似引人注目的罕见姓氏与多个匹配项,最终只构成一条遥远且不确定的线索。Ancestry.com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既与数据库搜索的潜力有关,也与解读结果的局限有关——表面上的匹配可以提示调查方向,却无法直接给出身份。

数据库规模与家谱调查的可能性

书中将消费级DNA数据库的价值与其规模直接联系起来。到2016年,各家公司提供的DNA检测价格约为一百美元,只需提供唾液样本。这些服务可能为被收养者或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人找到此前未知的一代表亲;这些亲属反过来也可能帮助用户了解生父及身份的其他方面。如果用户起初没有找到匹配项,公司可能在新的亲属上传DNA后发送电子邮件,因此可能建立的关联范围会随时间扩大。

当时,据报告,这些数据库规模可观——23andMe拥有一百五十万份档案,而Ancestry.com拥有二百五十万份。书中提出的调查逻辑,与消费级用户为个人寻根所利用的家族关系相同。如果执法部门能够将犯罪现场DNA与大型消费级数据库进行比对,亲属的档案或许能指向罪犯的家族。表亲本身并不能辨认出罪犯,但可能为进一步的家谱调查提供起点。档案数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到能否首先找到这类亲属。

这种潜力并不意味着调查人员实际上能够访问数据库。Ancestry.com和23andMe都以隐私问题和服务条款为由,不愿与执法部门合作。因此,尽管大型数据库从规模上看颇具希望,它仍无法用于所提议的警方搜索。Ancestry.com的重要性,部分就在于数据可能带来的用途与公司允许调查人员采取的做法之间存在落差。

与刑事DNA系统的对照

书中将消费级家谱数据库与由政府主导、用于法证比对的系统相对照。1994年《DNA鉴定法》确立了联邦调查局维护全国数据库的权限,CODIS则成为由地方和州级犯罪实验室供给资料的系统顶层。地方实验室将来源不明的犯罪现场样本以及某些采集到的嫌疑人样本录入州级数据库;州级系统核实并比对样本后,再将其上报至CODIS。叙述称,在加利福尼亚州,录入的样本每周二都会自动上传,而该州也会从监狱和法院采集DNA。

这种对照既涉及制度,也涉及技术。CODIS围绕刑事司法系统的采集和比对工作建立;Ancestry.com的档案则来自消费级检测,并受公司的隐私承诺和服务条款约束。书中还介绍了法证DNA技术的巨大变化——橙县犯罪实验室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采用DNA检测时,犯罪学鉴定人员处理一个案件可能需要长达四周,而且检测需要数量可观、保存完好的样本。早期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十分费力,而后来的技术只需少量皮肤细胞,数小时内便可完成检测。这些进步拓展了DNA调查的可能性,却没有消除数据库覆盖范围、家谱推断的不确定性以及是否获准访问消费级记录等不同问题。因此,Ancestry.com处于这样一道界线上——一边是遗传数据建立人与人之间关联的能力,另一边则是将这些数据用于刑事调查时所受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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