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叙事与真相

直男

在威廉·亨利·德弗罗二世的思考中,虚构、叙事与真相密不可分,却不能互相替代——故事能让经验变得清晰易懂,却不能证明它的讲述就是全部真相。当他面对秘密、不确定的动机以及自己长期停滞的创作时,他不断试探虚构与推断究竟能带他走多远,却一次次发现,事实本身并不能解释人。

秘密与披露的局限

拉塞尔询问威廉·亨利·德弗罗二世为何消失在办公室上方的天花板夹层里时,德弗罗编了个滑稽的说法,称自己睡着后尿湿了裤子。随后,他拒绝向拉塞尔讲述真实经过,心想自己以后可以编出更可信的说法。这种回避之所以意味深长,部分原因在于德弗罗曾以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身份闻名——《纽约时报》曾称赞这位年轻小说家的故事“在现实主义小说的花园里扎下了坚实的根”。然而,擅长编造令人信服的故事,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或能够——说出关于自己的真相。

拉塞尔感到受伤,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德弗罗。德弗罗回答:“我们从不把一切都说出来。”拉塞尔似乎惊讶于德弗罗也明白这个道理,仿佛隐瞒原本是他独自发现的秘密。这段对话把秘密描绘成共同的人类处境,而不只是某个角色的欺骗。德弗罗作为讲故事者的职业身份,更凸显了其中的反讽——他能够看出别人的叙述有哪些缺漏,却选择让自己的叙述也留下空白。

推断、事实与动机

德弗罗对托尼·科尼利亚近期困境的推理,展示了如何根据间接线索构建叙事。他把自己在警车里看到的女孩与出现在托尼家附近的女人联系起来,想起她坚持要他问托尼那里发生了什么,又把她在校园里的出现与自己和托尼的壁球比赛取消一事联系起来。这个解释说明了主要事实,又没有与之矛盾;德弗罗将它的简洁程度比作奥卡姆剃刀原则。

但他区分了看似合理的事实梗概与对事件意义的理解。即使他的推断正确,也无法揭示那名女子的动机,或道出这一连串事件背后的人性真相。他以拉塞尔和朱莉·德弗罗婚姻的破裂作对照——旁观者即使手握一份关于具体细节的整齐清单,也不会因此明白他们的爱情为何失败。理性上的简洁或许有助于解释外在处境,但情感生活无法如此简化。德弗罗昔日的小说家本能促使他追问——从事实出发,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更深层的真相?他的答案是,两者之间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种区分也动摇了直觉的权威。托尼对德弗罗车上呕吐物展开的戏仿式调查表明,一组观察结果多么容易被包装成一种解释,却依然无法带来真正的理解。叙事可以把细节连贯地串联起来,却仍然错过真正重要的缘由。因此,德弗罗并不把推断视为通往确定性的途径,而是将其看作暂时的安排——它能让事件变得可理解,但一旦涉及一个人,其局限便会显现。

虚构与自觉的叙述者

托尼在一家空荡荡的餐馆里边喝咖啡边说话时,德弗罗构思了一段约兰达·阿克尔斯停药后的经历。在他想象的段落里,她的兴奋化作一幕航海场景——风鼓起她的帆,其他狂欢者向她挥手,天空仿佛豁然展现一片蔚蓝。这一比喻为她的狂喜及其逆转的危险赋予了形状——风可能把她吹向赫里福德诊所,而药物带来的平静则可能让她重回孤立状态。但德弗罗明确指出,航海比喻和全知叙事都是他自己的虚构,并非他从约兰达那里了解到的事实。

这一点使该场景自觉地呈现出虚构的力量与风险。近年来,德弗罗的创作大多局限于为《雷尔顿后视镜报》撰写评论文章,尽管他仍在向小说写作者教授全知叙事。如今,他自己也运用起这种技巧;步入中年后,他受到这种手法的吸引,因为妻子和女儿说,他总是很晚才看清真相,然后又宁愿装作自己早已明白。全知叙事似乎能让他讲述那些无法以较为谦逊的第一人称观察者立场把握的事物,却也暴露出一种诱惑——把不完整的认知变成信心十足的叙述。

故事、因果关系与教学

在写作工坊上,德弗罗面对虚构故事与争夺学生注意力的现实事件之间的落差。他请学生讨论索朗日的故事《八月的云》,其中的主人公总是停下来凝视愈发令人不安的云。一名学生称云是隐喻,但德弗罗不满足于阐释,进一步追问字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要求学生概述情节——即一件事依次引发另一件事——由此显露出这个故事或许根本没有清晰可辨的行动链条。

被要求亲自解释时,索朗日说,主人公坠入爱河,后来又不再爱了,就像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那样。她的回答为故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事件结构,而全班此前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幕揭示了德弗罗教学的核心张力——现实事件似乎可能比失败的虚构作品更引人入胜,但作家的任务是通过安排事件,让虚构故事变得扣人心弦。情节并非只是给发生过的事贴上标签,而是让读者得以看见事件之间的关系。

后果与人生的意义

德弗罗与父亲威廉·亨利·德弗罗一世的谈话,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人的一生如何被编排成故事。他的父亲开始讲述自己去威廉·亨利·德弗罗复课的哥伦比亚大学时失去声音的经历,把这件事说成一场灵魂危机,或许能安慰儿子。叙述绕到他优厚的薪水上,最后又回到他那场凯旋般的狄更斯演讲。故事看似从脆弱转向职业上的证明。当父亲承认自己开始重读狄更斯,并觉得自己或许辜负了这位作家时,德弗罗意识到,这场谈话其实是父亲在与自己交谈。随着讲述者改变强调的重点,故事的意义也随之改变。

同样的不确定性也贯穿德弗罗对因果与后果的思考。他想到,人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会背叛谁,或在某种具体情境下会做出什么事。他认为,母亲曾在他童年时的一场危机中试图救他,这一举动引发了两人之间的疏远,因为他们共同经历的痛苦无法就这样被遗忘。因此,即使是行为的实施者,也可能眼看着自己的行为开始脱离明确的意义。只有事后,它在人生中的位置才得以叙述;即便如此,叙述也未必能确定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德弗罗描述了人们为何需要配偶、子女、父母、同事和朋友——他们能够比一个人认识自己更清楚地认识他。有时他们不得不说:“我了解你,阿尔。你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这样的认知既无法消除意外发生的可能,也不能保证任何一种讲述都完整无缺。相反,它表明了小说中的真相为何具有关系性——故事会随着他人的认知而被修订,而事件与其意义之间的空间始终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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