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

18世纪既是卢梭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也是塑造这种思想的条件。人们对直言批评的戒备促使论述走向抽象，但卢梭赋予一般原则以直接的政治力量，使读者和当局都能看出这些原则针对当时政府的适用性。因此，他借助这一时期特有的语言，表达了超越时代的思想——继承而来的理论和宽泛的表述，成为思考正当政治联合、人民主权以及国家存续或衰败条件的工具。

思想与政治背景

卢梭主要在法国写作；无论是君主政体还是日内瓦的贵族统治，都不欢迎直接批评。尽管他是那个时代最敢于发言的作家之一，并屡遭迫害，但他往往不得不缓和措辞，通过一般原则而非点名具体案例来谈论弊端。在知识分子普遍不满和怀疑的氛围中，只要哲学不以足以造成政治危险的方式向公众发言，统治者通常就认为它相对无害。因此，概括性论述比针对具体对象的指责更为安全。

这种安全是有条件的。卢梭的抽象论述对当时政府具有明确无误的含义，读者从字里行间推断出的内容也使他受到攻击。远离具体案例的做法，既可能让政治理论显得超然，也使它能够跨越个别情境发挥作用。就卢梭的重要性而言，他的成就在于把这一时期的抽象概括方法转化为提出具体政治批评、阐明适用范围更广的原则的手段。

继承而来的思想与理论方法

卢梭所处的18世纪，也是更悠久思想传承的一个终点。《导论》将他列为最后一批文艺复兴时期政治理论家之一，而这些理论家的概念又承袭了中世纪思想。因此，他的原创性并不在于独立发明了每一个观念，而在于对旧观念加以新的运用和调整——理论通过革新继承而来的概念而发展；卢梭的作品持续努力区分政治语言中仍有活力的内容，以及已经失去生命力或过时的内容。

社会契约传统体现了这种方法。这一观念从古希腊思想，经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著述流传下来，并曾被改造成服务于彼此对立的政治立场。到了18世纪，它的影响力已接近极限，但卢梭借助人们熟悉的语言提出了另一种主张。他的契约并非其论证所依赖的一段历史事件。他并未声称自己知道人类实际上如何从自然状态转变为社会状态；相反，契约指称正当社会中应当存在、而专制统治下不存在的联合基本原则。按照《导论》的论述，人们难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来说明政治联合的基础，这正显示了这一原则持久的力量。

卢梭以彼此关联的几种方式表述这一政治基础。在近乎历史叙述的语境中，他谈到社会契约；在半法律性的语境中，他论述人民主权；在哲学层面，他将国家的存在根基置于其成员鲜活、持久且理性的意志之中。公意是这一论述最根本的表达。联合体创造出一个具有共同身份、生命和意志的道德集体；在较早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中，公意指向整体及其各部分的保存与福祉，并构成法律的源泉。这些表述并未把旧有政治词汇视为一套固定答案，而是将其用作新论述的素材，以说明共同权威如何奠基于其成员。

从早期批判到成熟政治理论

卢梭的思想发展贯穿整个18世纪。1743年，他在威尼斯使馆任职期间就构思了一部关于政治制度的重要著作，但直到1749年之前进展甚微。当年，第戎学术院提出一项竞赛问题，询问艺术与科学的进步究竟净化了道德，还是败坏了道德。卢梭重新拾起早先的想法；由于对自己身处巴黎知识界的生活感到不安，他写下了一篇措辞有力的文明批判。学术院将奖项授予他，这篇文章于1750年出版后，很快使他在巴黎文学圈声名鹊起。

第一篇《论科学与艺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已构成成熟的政治论证。《导论》称它片面、重修辞而论证薄弱；卢梭自己也说，这是他论证能力最弱的作品。其简单论点将现代国家的苦难与不道德归因于人类偏离自然状态，并把这种偏离归咎于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因此，它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阐明了一套充分发展的学说，不如说在于展现了卢梭思想的早期阶段——他已经把自然视为理想，却尚未仔细区分偏离自然的不同类型。

对《论科学与艺术》的回应推动了卢梭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教授、宗教作者和其他人纷纷撰文驳斥；卢梭试图回应，而他的论证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演变。从1750年到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出版，他逐步塑造了自己的观点。《导论》将1762年视为其生涯的顶点——此后，他的写作主要具有论战和自述性质，而其成熟理论已经在政治和教育著作中得到阐述。

《政治经济学》体现了这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该书中，卢梭已经驳斥了国家与家庭之间过度夸张的类比，否认国家在本质上是父权制的，并把国家的真正存在根基置于其成员的公意之中。因此，后来与《社会契约论》联系起来的思想早已出现，并非突然产生的新发现，而是逐渐形成的政治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社会契约论》是这里讨论的政治著作中较晚问世、也最为重要的一部，它赋予这一体系以成熟形态。

正当联合与政治权利

《社会契约论》明言，其目的不是描述现存国家的实际制度，而是寻求能够成为任何正当社会之基础的原则。卢梭与孟德斯鸠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孟德斯鸠研究既定政府的实在法，而卢梭探究政治权利的原则。卢梭说，政治史实与他的探究无关，并不是轻视历史证据，而是指出事实本身不能确立权利。

这一差别使规范性政治理论有别于研究社会实际上如何运作的学问。事实或可帮助人们探究人类联合背后的普遍原则，却不能单独证明这些原则。卢梭的核心问题涉及政治义务——什么样的联合形式能够以共同力量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物，同时又使每个人在与众人联合时只服从自己，并像从前一样保持自由？这一理论之所以关心自由、法律和集体权威，正是源于这一问题，而不是对任何一种现存宪制的描述。

因此，18世纪的时代背景既影响了卢梭政治思想的形式，也影响了它的目的。他继承了契约与主权的思想语言，在鼓励一般论述、而非直接指责的氛围中写作，并借助这种语言追问权威何以正当，而不只是何以确立。正如《导论》所述，最终形成的既不是国家最初如何兴起的历史叙述，也不是对制度的超然罗列，而是一种寻求政治联合持久根基的理论；它借助自身时代的处境，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