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苏斯

乌尔苏斯是一名四处漂泊的艺人、医生和自封的哲学家。他声称憎恨人类，却始终照料病人、穷人以及被他收进家中的孩子，这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他与霍莫的伙伴关系，以及对格温普兰和迪娅的监护，使他不只是一个滑稽的厌世者——他是这个脆弱家庭的实际支柱；最终的失去让他活下来，哀悼那些赋予这个家庭意义的人。

身份与巡回生活

乌尔苏斯与霍莫一起在集市、乡村集会和拥挤的街角谋生；霍莫是一匹狼，乌尔苏斯认为它的性情与自己相合。他给这头动物取名霍莫，而叙述暗示他为自己选择了乌尔苏斯这个名字。他们的表演以熟悉的娱乐吸引观众——奇观、交谈，以及动物似已驯服的表象。霍莫温顺而谦恭；与乌尔苏斯的对照意味鲜明，因为这匹狼从不咬人，乌尔苏斯却有时会想咬人。他们的工作不只是娱乐，也是两人应付生活物质需求的方式。

乌尔苏斯的演出仰赖多种技艺。他是杂耍艺人，也是一名口技演员，能够极其逼真地模仿口音和声音，以致听众可能以为那些人就在亲自说话。他独自一人便能模拟人群的喧闹声，并因此自称恩加斯特里弥托斯；他还会模仿鸟鸣。在介绍巡回演出团时，他把霍莫说成四位相关艺人之一，并把狼据说不懂贵族偏见一事也变成表演内容。他们的演出将两者的差异转化为共同的生计——霍莫并非只是被置于后台的动物，而是乌尔苏斯赋予了公开身份、并安排在演出中的伙伴。

他们的家是一辆宽长的篷车，既是住所，也是工作空间。简陋的陈设包括一盏灯笼、假发、挂在钉子上的用具和乐器；乌尔苏斯留着一张熊皮，供盛大演出时使用，并称之为自己的礼服。他开玩笑说自己有两张皮，指着熊皮说那才是真正的一张。篷车内顶写着的炭字，可以透过车尾的一扇小窗让外面的行人读到。因此，这处临时住所既是私密的避难所，也是巡回哲学家向世人展现自我的地方。

厌世主义与切实的仁慈

乌尔苏斯的厌世并非一时的姿态。他把人的一生看作种种苦难层层叠加的过程——政治权力、战争、疾病、饥荒和愚行交织在生命本身之上；由此，他得出死亡可能是一种解脱的结论。然而，他随后的行动却与把他简单视为冷漠之人的解读相矛盾。有人带着病来找他时，他会治疗病症。他备有药物，帮助老人延年益寿，扶助行动不便的人，还把自己手头的钱施给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穷人。

他用同一种尖刻的口吻表达关怀，也用这种口吻维护自己对人类的蔑视。他在治疗和施舍时夹杂讽刺，仿佛侮辱能防止善意显得多愁善感，或让受助者误以为自己是在受到赞赏。这种矛盾是他性格的核心——他可以认定生命是一种惩罚，却仍拒绝加重他人的负担。他的实际仁慈并非从悲观主义转向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在悲观中践行的伦理。他不必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也会在这个世界上为人提供食物、治疗或庇护。

篷车变成家庭

当一个孩子抱着婴儿来到篷车旁时，这种伦理的影响变得最为深远。乌尔苏斯先让那个衣衫褴褛、冻得发冷的孩子到火边取暖，随后才发现夹克里面还有一个婴儿。他用破布补好碎裂的窗户，往炉子里添泥煤，把熊皮铺在箱子上，再用一本大书支撑起来，好让熟睡的婴儿有枕头。这些细小举动将篷车里的演出道具和简陋家具变成了眼前的庇护。

乌尔苏斯接纳了婴儿，把自己想成孩子的父亲，把霍莫想成孩子的叔叔。他用家庭生活的语言作出的决定虽有几分滑稽，后果却十分重大——这对漂泊的搭档成了监护人。他们没有把孩子视为演出的干扰，而是把孩子当作家庭成员；这个家庭靠成员们的劳动维系。乌尔苏斯后来对迪娅也怀有同样的父亲般关爱，而格温普兰则成了他的受监护者、学生和伙伴。他教导格温普兰，也会训斥他，但严厉的口吻并未抹去其下的依恋。曾为陌生人提供舞台的篷车，后来成了持久情谊的所在。

乌尔苏斯也借表演维系家庭生活。格温普兰失踪时，他告诉其他人，那个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都不演出了，因为格温普兰不在。后来，他认为必须保护迪娅，不让她受到事态已无可挽回这一事实的打击，于是维持着一切尚未变得不可挽回的表象。他告诉霍莫，自己试着争取时间，希望格温普兰第二天能够回来。这不仅是继续让剧团工作的一项决定，也是为了保存迪娅的希望；与此同时，乌尔苏斯自己正濒临绝望。他的演员和口技技艺，与这场私下的表演形成对照——在这里，他隐瞒真相并非为了盈利、欺骗观众，而是为了推迟所爱之人所受的痛苦。

威胁与失落之中的忠诚

格温普兰被带进南华克监牢时，乌尔苏斯看着他消失在大门之后，仍僵立在自己一直观察的位置。门闩和铁栏的声响留在他的心里。这一幕为他的依恋赋予了新的分量——这个惯于蔑视人类的人，在囚禁的机制围住自己的伙伴时，无法再把它当成抽象之物一笑置之。

在被迫离开时，乌尔苏斯表示愿意和其他人一起登上沃格拉特号，也愿意卖掉绿箱巡演马车、马匹和剧团的其他财物。但他坚持不能把格温普兰独自留下。这番提议揭示了他的忠诚次序——篷车、演出和谋生的手段都可以舍弃；他视为家人的伙伴却不能在毫无抗议的情况下被抛下。他的决心无法挽回这场分离；家庭继续踏上旅程时，标志着这段旅程的是缺席，而不是回到从前的生活。

在船上，迪娅日渐虚弱、病情危急，乌尔苏斯一直照料她。他看护她休息，尽量减少周围的干扰，并请附近的人保持安静。她不明白房子为何在移动时，他温和地向她解释船只的情况，并劝她不要让自己激动。昔日取悦群众的老艺人，如今以一种细微而亲密的方式运用声音——安慰受惊的女儿，保护她不再受累。他的医术给了他可以着手去做的事情，却无法让他控制她的病情。

格温普兰回来时，乌尔苏斯看到两人重聚，激动不已。他私下承认自己深爱着他们两人，并像因他们的幸福而得到滋养的旁观者一样，为他们重逢感到欣喜。但这份幸福十分短暂。迪娅死后，乌尔苏斯说她已经死了，随即悲痛倒下，把脸埋在她的裙褶里。他恢复意识后，格温普兰已经不见了；霍莫站在甲板边缘，低头望着水面。乌尔苏斯的故事并未以他的厌世主义得到解决而告终，而是以一场最为深切的个人考验收尾——他活了下来，亲历死亡与失踪，眼看自己建立的家庭就此变得支离破碎。

叙事作用与意义

乌尔苏斯的重要性在于，他宣称自己如何看待人类，与他一次次如何对待具体的人之间存在落差。他的侮辱和阴郁哲学塑造了坚硬的外表；他的药物、零钱、炉火、熊皮，以及对迪娅的细致关照，则显示这层外表无法抹去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慈悲是切实而具体的；它并不意味着苦难已经消失。慈悲意味着让人保持温暖、照料病人、承担责任，并拒绝抛下伙伴。

他与霍莫的关系将这个家庭延伸到人类之外。这匹狼是工作伙伴，也是亲密的见证者，而不只是乌尔苏斯表演中的道具；乌尔苏斯亲昵的言辞则以亲属关系的方式定义了他们的陪伴。他们共同构成持久的根基，让遭遗弃的孩子们在此得到照料。随着这个家庭一次次遭到拆散，乌尔苏斯成了它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他最终的悲痛，将粗犷滑稽的艺人重新刻画为书中记录依恋的人——他嘴上仿佛把生命说成一种判决，却终其一生试图减轻他人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