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塔特洛克的长期心理痛苦

琼·塔特洛克的心理痛苦确实存在，却从未被归结为单一而确定的原因——人们形容她深感不快，有时陷入绝望；与此同时，她正在开创前景看好的医学事业，也一直与关心她的人保持亲密联系。她于1944年1月去世，裁定为自杀，动机不明。关于她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叙述，将职业前景与内心痛苦并置，并呈现了她死亡之谜，却没有将其化约为一种确定的心理解释。

痛苦与中断的恋情

到1943年春，塔特洛克已是锡安山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治疗患有精神困扰的儿童，并逐渐步入一份看来颇有成就的事业。她找到了似乎适合自己智力与性情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希望在奥本海默和凯瑟琳·奥本海默动身前往洛斯阿拉莫斯之前见他一面。他没有向她道别。原因并未得到证实——安全方面的考虑并未阻止他向史蒂夫·纳尔逊告别；叙述也没有排除凯瑟琳反对，或其他因素介入的可能。奥本海默因未见塔特洛克便离开而感到内疚，但他的离去使这场痛苦的分离成为现实。

他们的关系并未随着他离去而就此结束。两人仍有通信，尽管塔特洛克曾对朋友说，他的信让她困惑；她也曾写下痛苦的请求，希望他回来。奥本海默知道她极度不快乐，也知道她正在接受西格弗里德·伯恩费尔德的分析。伯恩费尔德是他的朋友，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师；奥本海默本人曾与他一起参加过一个读书小组。伯恩费尔德同时也是塔特洛克的训练分析师。因此，奥本海默知道她的痛苦，却未能或不愿维持两人昔日的亲密关系。

1943年6月奥本海默回到伯克利时，他特意去找她，并带她共进晚餐。军事情报人员跟踪了他。他们的报告记载，塔特洛克在圣弗朗西斯科与他见面时亲吻了他，两人共度一晚后回到她的公寓；情报人员将这段关系描述为亲昵而亲密。后来一个晚上，她又与他见面；晚餐后，她开车送他去机场，让他返回新墨西哥。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多年以后，有人问奥本海默塔特洛克为何想见他，他说是因为她仍然爱着他。这次重逢及其后的分别标志着两人最后一次已知的会面，却不能解释她的痛苦。

职业前景与可能的痛苦来源

塔特洛克的事业使得对她的状况进行解释，远比简单叙述一段逐渐衰落的经历复杂。锡安山医院的同事认为她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对她的死感到震惊。她的朋友们也认为，她的人生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验尸官的调查未能查明动机，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职业成就缓解了她的私人痛苦。相反，外在成就与内心痛苦之间的反差始终是这段叙述的核心。

她儿时的朋友普丽西拉·罗伯逊认为，心碎以外还可能有其他解释。塔特洛克去世后，罗伯逊在一封信中回想，塔特洛克内心最深的渴望，是创造事物以及服务世界的能力。罗伯逊猜想，医学训练未能赋予塔特洛克实现善愿的力量，或许令她感到幻灭；医院日常工作，以及战争对病人生活造成的巨大损害，尤其可能加深了这种感受。她还推测，塔特洛克重新开始接受的精神分析，或许激起了痛苦的内省。这是罗伯逊试图理解朋友的解释，并非对自杀原因的确证。

塔特洛克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对许多朋友来说也鲜为人知。杰姬·奥本海默后来称，塔特洛克曾说，精神分析揭示了她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当时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将同性恋视为病态。伊迪丝·阿恩斯坦·詹金斯后来回忆说，她听梅森·罗伯森提过，塔特洛克曾向他坦言自己是女同性恋，并试图通过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来克服自己对女性的吸引。詹金斯还记得曾见过塔特洛克和玛丽·埃伦·沃什伯恩同睡一张床，但仅凭这段回忆并不能确定两人的关系性质。这些说法将塔特洛克的痛苦置于一种社会与治疗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的性取向可能成为冲突的来源，但这些说法并不能证明它是她死亡的原因。

最后的日子与解释的局限

1944年1月初，塔特洛克的父亲到伯克利家中探望她时，发现她情绪低落。她答应第二天晚上给父亲打电话，却没有打。父亲无法联系上她，便于星期三前往她位于电报山的公寓，并从窗户进入。他发现她浸在半满的浴缸里。餐桌上放着一张未署名的便条，是用铅笔写在信封背面的。留存下来的文字表达了厌恶之情、对自己本想活下去并有所付出的愿望，以及一种瘫痪般的无力感；最后一行字迹无法辨认。这张便条传达了深沉的绝望，却没有指出某个确定的动机。

她的父亲没有立即报警。他把她的遗体移到沙发上，又花了几个小时焚烧在公寓里找到的信件和照片。他先给殡仪馆打了电话；警方和副验尸官随后赶到时，壁炉里的文件仍在冒烟。这些物品的销毁，使部分关于塔特洛克私人生活的记录无法为试图理解她的人所见。此事也加深了人们对现存证据所能揭示内容的不确定性，却不能说明她父亲为何焚烧这些材料。

验尸官认定，塔特洛克于1月4日晚间死亡，至少在遗体被发现前十二小时便已去世。调查记录显示，公寓里有她最近吃过的食物和几种药物；医学检查发现急性肺水肿，叙述则将溺水确定为死因。2月举行的正式调查中，陪审团裁定为自杀，动机不明。公寓里发现了一张伯恩费尔德的分析治疗账单；报纸将其报道为她曾向心理学家倾诉烦恼的证据。然而，作为接受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塔特洛克必须接受分析，并自行支付费用。账单和官方裁定都未能完整解释她的心理状态。

后续影响与未决解释

沃什伯恩告诉一位朋友，塔特洛克在去世前一晚曾给她打电话，说自己非常沮丧，并请她过去一趟。沃什伯恩当晚无法前往，此后一直为此深感悔恨。奥本海默也悲痛欲绝。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住处，独自在周围的松林中漫步。他们的反应表明，塔特洛克的痛苦并非完全不为身边的人所察觉；但两位朋友都无法凭借自己所知阻止她的死，也无法在事后解释这一切。

这段叙述还保留了一种医学上的可能解释，并未把调查结论视为最后定论。一些后来的调查人员对事发情况提出质疑，指出发现的物质，以及没有证据表明巴比妥类药物进入了重要器官。审阅相关记录的医生仍认为，溺水自杀的可能性存在——作为精神科医生，塔特洛克能够接触镇静剂；有人提出一种可能情形，即她先服用药物，再把自己浸入浴缸。另一些调查人员则认为调查结果可疑。验尸官称她的血液中没有酒精，同时指出她的胰腺有损伤，显示她长期大量饮酒。这些细节允许人们作出不同解释，却不足以令人有把握地声称她遭到谋杀，或自杀情形的每个环节都已查明。

关于她心理状态的记录同样没有定论。裁决没有指出动机；罗伯逊的回想、有关塔特洛克性取向的说法、她的职业成就、她时常陷入的抑郁，以及朋友亲眼见到的痛苦，并不能组合成一个经证实的单一原因。奥本海默后来认为自己辜负了她——他曾是她重要的支持者，后来却为了自己认为无法放弃的工作而离开。这种责任感属于他的悲痛，却不能证明他的离去导致了她的死亡。塔特洛克的故事始终凸显着这样的区别——她身边的人看到了什么，以及他们最终无法得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