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政策保密状态

核政策周围的保密，既影响原子武器的制造方式，也影响人们如何讨论其后果。在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工作的叙述中，保密最初是围绕机密研究设置的实际屏障，后来则成为一种政治状况——有关武器与战争的决定在闭门会议中作出，而预期要承受其后果的人们却无从了解事实。奥本海默一再主张，过度保密不仅妨碍讨论，本身也会危及安全。

从实验室的信息隔离到公开讨论

战争期间，开放的科学交流与军事保密之间的反差十分明显。1942年，物理学家在伯克利的暑期研讨会上聚集于勒孔特楼阁楼的一间房间，房间的法式门通向阳台，阳台被厚厚的金属丝网封住。只有奥本海默持有钥匙。当阳光把网格的影子投射到房间里的人和文件上时，物理学家约瑟夫·温伯格觉得，这群人仿佛一时被困在象征性的牢笼中。这次会议旨在估算裂变武器的破坏力；研究人员将其与1917年哈利法克斯弹药船爆炸相比，那次爆炸造成4,000人死亡。科学家们试图理解自己正在帮助制造的危险，而保密则将这场讨论封闭起来。

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仍力主每周举办一次研讨会，让获准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共同讨论工作。他接受了汉斯·贝特的提议，并抵制莱斯利·格罗夫斯阻止会议的尝试；他认为，该项目复杂的背景以及此前的信息隔离，使得深入讨论颇有价值。第一次研讨会于1943年4月15日在一间空置的男生图书室举行。罗伯特·瑟伯开始向约四十名科学家解释武器设计，但附近工人的施工噪声让安全措施显得脆弱。奥本海默派约翰·曼利去告诉瑟伯，使用中性词“装置”代替“炸弹”。这一幕呈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方面在项目内部扩大技术理解，另一方面则对表达这种理解所使用的语言和信息加以管控。

玻尔关于国际开放的主张

尼尔斯·玻尔向奥本海默提出了一种超越保密的更宏大选择。在1944年春天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玻尔认为，原子弹将改变战争的条件；除非各国达成管控协议，否则任何暂时的优势都可能变成长期威胁。他设想一种“开放世界”，部分以跨国科学共同体为蓝本，让共同探究促进理性与合作。按照他的提议，国际视察人员需要能够进入军事和工业设施，并获知科学发现。玻尔还敦促美国在原子弹成为现实、战争结束之前，邀请苏联参与战后的原子能规划。奥本海默同意，对苏联隐瞒该项目无法带来持久安全。

1945年5月31日，奥本海默出席临时委员会会议时，这一立场在政府审议中浮现。对日使用原子弹并未列入议程；叙述称，这项决定实际上已在别处敲定。不过，委员会确实讨论了原子武器对战后世界意味着什么，以及是否应将该项目告知苏联。乔治·C·马歇尔将军支持考虑让俄罗斯参与，而詹姆斯·F·伯恩斯反对，认为斯大林可能会寻求加入该项目。与会者认识到，即使工程细节被隐瞒，原子弹的物理学原理也不可能永远对科学家保密。尽管如此，伯恩斯仍主张加快生产，以保持美国的优势。会议结束时，追求武器领先地位与寻求同苏联合作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

苏联原子弹与坦诚的诉求

苏联拥有原子弹后，奥本海默认为，这或许是重启国际管控的契机，而不是进一步加强保密的理由。他早已预料到美国的垄断只是暂时的，并希望苏联取得这一成果能促使政策转变。他还担心美国可能反应过度，包括谈论预防性战争。他与戴维·利连索尔一道，敦促政府将新局势视为摆脱他所说的“保密迷雾”的机会。在总顾问委员会中，他主张采取更理性的安全政策。

政府却开始扩大核武库。计划中的武器总数将从1948年6月的约50枚增加到1950年6月的约300枚。奥本海默从战略和道德两方面反对仓促研制热核武器。他警告说，一枚当量可能达到一亿吨梯恩梯的装置，能够摧毁150至1,000平方英里甚至更大的区域。总顾问委员会认定，这种武器可能成为种族灭绝武器；即使从未使用，拥有它也可能损害美国利益。委员会认为，苏联拥有热核武器，并不意味着美国仓促研制同类武器就能形成有效威慑——现有原子武力足以提供相当的报复能力。委员会还提议，着重生产可裂变材料和较小型战术武器，而不是囤积一种没有相称军事目标可供打击的武器。

奥本海默的反对并不限于武器本身。在他看来，研制氢弹的决定是在闭门状态下作出的，既没有经过公开辩论，也没有诚实评估其后果。1950年2月12日，他在埃莉诺·罗斯福主持的周日早间电视节目中质疑这一过程，并警告说，秘密掌握的事实是触及道德问题的决策基础。同年夏天晚些时候，他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中提出相关主张——与公共政策有关的信息，对敌人或许帮助不大，却是公众理解所不可或缺的。政府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保密仍在不断扩大。

战略保密及其代价

在此后的军事战略辩论中，同样的分歧依然存在。1951年，奥本海默看到一份空军作战计划，计划要大规模摧毁苏联城市，令他深感震惊。他还参与制定维斯塔计划，其分析主张，在欧洲战场冲突中使用战术武器，而不是单靠战略轰炸和能够摧毁城市的热核武器。他担心，以安全为名掩盖的战略计划可能构成犯罪式的大规模毁灭。然而，战术方案本身也有危险——将核武器带上战场可能增加实际使用的可能性，并有升级为更大范围核交锋的风险。这段叙述强调，奥本海默针对一种战略危险提出的解决办法，并未消除另一种危险。

1952年，奥本海默和同事们提议暂停热核试验。他们知道，代号为“迈克”的首次试验定于当年秋天进行，但安全限制使他们无法公开说明担忧。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0月9日否决了这一提议。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主张搁置这一想法并销毁已有文件，担心泄密会使国务院小组遭到约瑟夫·麦卡锡调查。三周后，美国在太平洋引爆了一枚当量为1,040万吨的装置，将埃卢格拉布岛汽化。

奥本海默后来倡导坦诚，着眼于这些抉择更广泛的公共后果。他与麦乔治·邦迪合作，为国务院裁军顾问小组撰写报告时主张，公众应当了解原子危险的全貌，包括武器生产的规模和速度。报告警告说，仅仅保持对苏联的领先并不能消除威胁——核僵局或许会形成一种奇特的稳定状态，但这要求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克制轻率行动。奥本海默还警告，美国计划发动大规模、先发制人且持续不断的战略打击，欧洲人并不了解；他们大多不知道现有武器的数量、这些武器将如何使用，以及它们能造成什么后果。对他而言，保密并非只是扣留信息。它限制公众判断，掩盖政策后果，并将有关日益危险的核武库的决定留在少数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