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原子弹垄断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美国的原子垄断既是短暂的战略优势,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理念——官员们试图将其保留为筹码,而J.罗伯特·奥本海默则认为,保密和数量优势无法成为安全的持久基础。随着苏联逐渐接近并最终获得自己的原子能力,垄断地位让位于围绕国际管制、热核武器,以及不断扩大的核武库究竟能够防止战争还是会使战争加剧的争论。

昙花一现的优势与彼此竞争的管制构想

垄断的前景早已受到一个难题的笼罩——原子弹很难保密。战时讨论中,奥本海默指出,原子弹的物理学原理很快就会为美国计划之外的物理学家所知。在1945年5月31日的临时委员会会议上,他敦促美国不要预先断定苏联会如何回应,并建议将该计划描述为一项全国性努力,同时表达合作的希望。乔治·C·马歇尔将军支持分享信息的可能性,甚至提出邀请两位知名苏联科学家观摩试验。詹姆斯·F·伯恩斯反对说,斯大林届时可能会要求参与该计划。委员会最终既支持迅速生产,又抱有合作愿望,却没有解决奥本海默所看到的矛盾——力图保持领先,可能会促使苏联卷入军备竞赛。

这一分歧与尼尔斯·玻尔提出的“开放世界”构想形成对照,奥本海默支持这一构想。玻尔认为,国际管制需要检查、进入军事和工业设施的权限,以及科学信息的共享;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原子弹成为现实之前,就邀请苏联参与战后规划。奥本海默此前已告诉安全官员,如果总统将该计划告知俄国人,他会“感到友好”。对两人而言,核心问题并不只是谁先拥有原子弹,而是能否在相互猜疑使机会消失之前,将垄断地位转变为一种国际安排。

战时计划本身显露出保密与科学交流之间的张力。在1942年伯克利暑期研讨班期间,安全房间外的阳台罩着金属丝网;阳光将网影投射在文件上,让科学家们感到仿佛被困在笼子里,约瑟夫·温伯格后来如此回忆。尽管如此,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仍坚持每周举行不设固定议题的公开讨论会,反对莱斯利·格罗夫斯试图取消该会议的做法。他认为,经历多年信息分隔后,科学家们能够从充分讨论中获益良多。这些事例表明,保密是原子弹计划的运作条件,并非解决拥有原子弹所引发政治问题的办法。

巴鲁克计划与将垄断转化为筹码

战后,奥本海默凭借声望参与了伯纳德·巴鲁克的工作,后者试图依据《国际原子能控制报告》制定国际提案。巴鲁克私下里怀疑报告中的建议,转而向金融和商业界的熟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新蒙特矿业公司的代表;国际管制会影响该公司在私有矿山中的铀矿利益。他将美国原子弹视为“制胜武器”,并未认真考虑将新兴核工业国际化。

1946年4月,奥本海默在纽约会见巴鲁克时承认,自己的提案与苏联体制并不完全相容,但他坚持认为,美国应提出一项体面的提议,并弄清苏联是否愿意合作。巴鲁克的顾问则提议保留美国核储备,将铀矿排除在管制机构的控制之外,并不赋予该机构否决原子能发展计划的权力。奥本海默由此认为,巴鲁克的目的是让美国人做好苏联拒绝提议的准备。

巴鲁克随后提出的计划,更明确地显露出垄断的政治目的。该计划将剥夺苏联在拟议设立的原子能发展局中的安全理事会否决权;规定一旦发现任何国家违反规定,就立即对其发动原子攻击;还要求在苏联获得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信息之前,先调查苏联的铀资源。巴鲁克相信,苏联至少还要二十年才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因此认为没有紧迫理由放弃美国的优势。然而,奥本海默警告说,如果一项计划被视为既要保留美国的垄断地位,又要控制苏联的铀资源,那就不会被看作合作管制。他预言苏联会拒绝该提议,而这种拒绝将被说成敌意的证据,从而增强那些主张让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人。在这种国际管制方案中,垄断成了维持美国优势的工具,而不是通往共同安全的桥梁。

超级炸弹与充足论

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原子弹,改变了这场争论的背景。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不仅将拟议中的热核超级炸弹视为一项技术计划,也将其视为会影响平民生活、世界舆论和美国安全的武器。广岛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一万五千吨三硝基甲苯,而一种可行的热核武器威力可能达到一亿吨,并摧毁一百五十至一千平方英里甚至更大的区域。委员会警告,这种武器可能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即便不使用,只要它出现在美国核武库中,也可能使其他国家相信,美国正在考虑实施灭绝性行动。

奥本海默希望超级炸弹“永远不要被制造出来”,并认为拒绝制造它或许能重新开启军备控制谈判。他并未声称,克制就能确保苏联永远不发展这种武器。相反,委员会认为,美国的紧急研制计划无法阻止苏联发展该武器;如果苏联使用超级炸弹,现有原子弹也能提供效果相当的报复。如果热核武器没有合适的军事目标,那么增加可裂变材料产量、用于制造较小型战术武器,或许会更经济,也更有军事效力。此类武器若与西欧的常规军力结合,便能威慑苏联入侵,而不必追求规模不断扩大的核储备。这是一项核充足论主张——核武库应围绕明确的军事任务设计,而不是为了积累而积累。1949年11月9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以三票对两票表决,支持委员会的建议;戴维·利连索尔、萨姆纳·派克和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反对紧急研制计划,刘易斯·施特劳斯和戈登·迪恩则予以支持。

战术武器与升级风险

奥本海默反对能够摧毁城市的热核战争,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将核武器作为军事战略工具。在列为机密的维斯塔计划报告中,他支持让较小型战术武器在旨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战役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主要将核武器视为恐怖工具。他还支持将资源转向战场武器和防空,而不是将绝大部分资源投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报复力量。他的主张挑战了一种战争计划——该计划要求大规模摧毁苏联城市,其规模令他感到骇然。

这种替代方案本身也带有危险。奥本海默1946年曾警告,原子武器并非普通的政策工具,而是全面战争的体现。到1951年,他开始将战术武器描述为作战部队的辅助力量,这一区分让其使用看起来有所限制。然而,将核武器带入战场可能使其更有可能被实际使用,而一旦使用,就可能引发规模逐步扩大的武器交锋。本书将此视为奥本海默试图避免种族灭绝战略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一支旨在让威慑更可信的核武库,也可能降低核战争的门槛。因此,垄断地位的消失并没有解决何谓安全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防止大规模毁灭与准备可能用于作战的武器之间的冲突。

保密、核储备与优势的限度

奥本海默后来质疑,扩大美国核武库是否能够抵消苏联的增长。他说,由于相关事实属于机密,他无法公开逐项说明;但他仍然警告说,即使苏联落后四年,也没什么可让人宽心的。美国或许拥有两万枚原子弹,而苏联有两千枚,但这并不能带来显著的战略优势。他将美国的计划描述为发动大规模、先发制人、持续不断的战略攻击,同时欧洲人对这些武器的种类、数量、预定用途和影响一无所知。

对奥本海默而言,保密加剧而非消除了不安全感。重要事实只有少数人知道,公众只能面对传闻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位获悉苏联能力简报的前总统,也可能公开质疑依据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数目上的领先,就像先前的垄断主张一样,本身无法保障安全。从早期的开放提议,到反对超级炸弹,再到批评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打击,奥本海默的论点始终围绕同一个问题——美国的优势能否转化为共同且可信的安全,抑或对优势的维护只会延续它原本意在控制的军备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