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夜

莫斯科绅士

圣诞夜在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的记忆中,是一个家庭仪式将冬日的黑暗化为共同欢庆的夜晚。他与姐姐海伦娜·罗斯托娃乘坐三驾马车出行,拜访热情好客的邻居;圣升天教堂的午夜钟声,则让这个节日既成为归属感的标志,也成为时间的尺度。在小说的其他地方,圣诞夜还通过《胡桃夹子》成为记忆中奇妙景象的意象;而活生生的钟声与它们后来遭到毁坏之间的对照,则为这段记忆赋予了失落的历史。

家庭仪式

圣诞夜,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和海伦娜·罗斯托娃答应祖母午夜前回家,随后乘坐三驾马车出发拜访邻居。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握着缰绳,一张狼皮盖在他们腿上。他们穿过低地牧场,来到村道,再决定先去拜访博布林斯基一家还是达维多夫一家。这趟旅程让夜晚成为一连串拜访——每次出发时都身处寒冷,结束时则来到一户人家,兄妹俩在那里受到盛宴、炉火和张开双臂的欢迎。

那些聚会自有其丰盛与纷乱。明艳的裙装和红润的面庞挤满房间;多愁善感的叔叔们含泪举杯祝酒,孩子们则从楼梯上张望。歌声让人们放下酒杯、起身舞蹈,客厅与沙龙、乃至天堂与人间之间的界限似乎都消失了。人们回忆圣诞夜时,记起的并不是安静的家庭庆祝,而是在一户户人家之间穿梭,热情款待和音乐一次次让欢庆重焕生机。

临近午夜,兄妹俩会离开第二或第三处拜访的人家,去找雪橇。他们的笑声在星空下回荡,漫游的脚步在来时留下的笔直车辙上交错往返。清晨,主人们会看到,那些盘绕的足迹在雪地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高音谱号。这个俏皮的印记把夜晚的音乐留存下来,让大地在旅人离去后仍能保存它。

乡间各处的午夜钟声

返程途中,兄妹俩经过彼得罗夫斯科耶,途经圣升天教堂和修道院的围墙。这座教堂建于1814年,以纪念拿破仑战败。据说,它的钟楼只有克里姆林宫里的伊凡大帝钟楼可以媲美;二十口钟则是用拿破仑撤退时遗弃的大炮铸成的。因此,钟声将平常的家庭节日仪式与战争和国家纪念的公共历史联系起来。

到了一个弯道,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照常会在那里抽动缰绳,催马加快速度赶回家;海伦娜·罗斯托娃却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示意他慢下来。午夜已至。一英里外,圣升天教堂的钟开始摆动,钟声传遍冰封的大地。在钟声的赞美诗间歇,兄妹俩听见十英里外圣米哈伊尔教堂的钟声,接着又听见更远处圣索菲娅教堂的钟声。记忆中的声音从一座当地教堂向外传开,汇入由远方声音构成的网络,仿佛黄昏时池塘两岸彼此呼唤的鹅群。午夜不只是钟表报出的一个时刻——它是一个共同的时刻,声音越过距离传开。

这片声音景观也承载着变化的叙事。1918年,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从巴黎匆匆赶回途中经过彼得罗夫斯科耶时,农民们正惊惶地聚集在修道院围墙前。红色骑兵带着空马车来到此地;哥萨克人遵照年轻上尉的命令爬上钟楼,把钟一口接一口地扔下来。大钟从挂钩上解下、倾向空中时,翻滚了几圈,最后落在尘土中。圣诞夜钟声彻夜传响的记忆,与钟声遭到拆除的场面形成对照——曾标记共同时间的钟声,被新的政治秩序消弭了。

想象中的圣诞节

圣诞夜也出现在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讲述《胡桃夹子》的故事中。他与一位德国人和一位英国人交谈时,描述了克拉拉与家人和朋友在挂满花环的房间里庆祝,随后在新玩具旁睡着。午夜时分,德罗塞尔迈耶栖身于落地钟上,圣诞树开始长大。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用手势比画树木生长;那位英国人则吹起芭蕾舞剧开场一幕的进行曲。这一幕展现了节日如何成为一种共享的想象语言——人们即便国籍不同,也能认出并接续同一个记忆中的舞台意象。

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认为,俄罗斯漫长、寒冷、积雪覆盖的冬季,赋予了圣诞欢庆格外强烈的感染力,而柴可夫斯基捕捉到了它的声音。他想象欧洲的孩子们把旋律和芭蕾舞剧中圣诞节的景象带入晚年,届时记忆中的圣诞树将再次生长。芭蕾舞剧中的午夜变幻,让人想起那段回家途中放慢马速、聆听钟声的往事。在这两种意象中,午夜的门槛都让熟悉的世界重新变得奇妙;一边是树木生长,另一边则是远方的钟声仿佛隔着雪地彼此应答。

时钟、周年纪念与延续的时间

小说把这场仪式性的午夜与布雷盖双时报时钟的精确走时并置;这座时钟是为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的父亲制作的。白色珐琅表盘、青金石表身和镶有宝石的机芯,使它既是精湛工艺的杰作,也是一件计时器。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阅读蒙田时,屡次望向它,听见每一声滴答。时钟可以精确到秒报时,但节日记忆赋予时间另一种特质——一阵钟声可以把家人、地点和距离聚拢到同一个时刻。

这种区别,对一个曾以不为滴答作响的时钟所动为傲的人而言意义重大。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曾有意选择不慌不忙的生活,连佩戴手表都不屑为之;比起追逐秒针,他更喜欢悠闲地用午餐或散步。他从葡萄酒和家具中体会岁月的流逝,认为茶与友人闲谈比赴银行或赶火车的约定更值得优先关注。与他早年对钟表时间的抗拒相对照,他对某个约定时刻的强烈期待,以及后来对周年纪念的重视,都表明当计量时间标记了一次相会、一段记忆或一种坚忍时,它便能获得意义。

1923年,6月21日标志着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已有一年没有踏出大都会酒店。他考虑是否要纪念这个周年,因为软禁既侵犯自由,也是一种羞辱。然而,他思索起与世隔绝的人如何计算日子——他们可能在木头上刻下365道刻痕,或在牢房墙上划出这些记号。这样的计数不仅衡量着世界在他们缺席时继续向前,也记录着他们又熬过了一年。“分钟求专注,小时守纪律,岁月中不屈”的想法,赋予反复计时以关乎人的意义。这也说明了圣诞夜的记忆为何重要——它的午夜既精确又属于众人,以钟声计量,却充满了拜访、音乐和共同踏上的旅程。

小说也将这样的生活韵律与行政程序的次序并置。在博雅尔斯基餐厅,助理经理推出一套书面流程——一份订单先后经过侍者、簿记员、厨房、确认单和盖章收据,最后才送到餐桌。这套制度把一顿平常的饭拆分成逐项记录、层层授权的步骤。这与钟声层层传开的回响或圣诞拜访并非同一种时间;但两者的对照,更凸显了小说对人们如何组织时间的关注——依循仪式与记忆、精确的时钟,或把日常生活变成一连串记录在案之事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