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接收信号的收音机
蓝胡子人是接收信号的收音机这一概念由瑟茜·伯曼提出,并通过拉博·卡拉贝基安的回忆加以展开;它设想,人格或许会调谐并接收来自自我之外的信号。这个概念将一位垂死的脑外科医生留下的最后信息、特里·基钦的突然转变,以及保罗·斯莱辛格对死者的思索联系起来——接收器或许会失灵,而传向它的东西仍会继续传送。这一想法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并非对人类身份的定论。
外科医生的最后信息
瑟茜通过自己那位脑外科医生丈夫临终时的状况引出这一理论。他已不能说话,却仍能用左手潦草地写下简短的信息,尽管他平时惯用右手。她说,那只手是他仅存的行动能力。在那些简短的交流中,她认定其中一条是他最后的留言:“我以前是个修收音机的人。”这个意象将外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转向他毕生施行手术的器官——大脑或许与其说是一个自足的思想源头,不如说是一台接收器。
瑟茜刻意不明确这条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她丈夫受损的大脑真的使他相信自己修过收音机;也可能是他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认为自己动过手术的大脑是接收来自别处信号的接收器。这两种可能并不相同——一种将这句话视为受伤后的结果,另一种则将其看作经过思考所得的洞见——但都没有得到证实。由此,她的讲述将身体衰败与意识问题联系起来,却没有断定这最后的话究竟揭示了一套理论,还是仅仅体现了此前发生的损伤。
为了让两者的区别变得可以想象,瑟茜用指关节敲了敲拉博的脑袋,仿佛那是一台收音机。一个小盒子里传出音乐,并不意味着盒子里装着一支交响乐团。这个动作以滑稽而具体的形式呈现了抽象的想法——一个人身上显现出的东西,未必起源于那个人自身。这个比喻既没有说明外来的信号可能是什么,也没有解释它如何抵达大脑;它在接收器与其接收之物之间打开了一片空间。
突然的变化与听不见的电台
瑟茜将外来信号的可能性与拉博的父亲和特里·基钦联系起来。她认为,当其中任何一个人开始做从未做过的事、性格也随之改变时,他或许是开始接收另一个电台,而那个电台对于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按照这种解释,令人震惊的变化并非只是作出了新决定,也不是原本稳定的人格终于显露出来。它仿佛是频率发生了变化——这个人依然是接收装置,但其行为看似出自何处已经转变。
拉博在与保罗·斯莱辛格交谈时检验了这个理论;斯莱辛格玩味着这个意象,设想格林河公墓里满是损坏的收音机,而它们的发射器仍在不停传送。公墓的意象将这个比喻延伸到了生者之外。死亡可以被想象成接收器遭到毁坏,而传送并未停止,不过斯莱辛格的推想并不能证明任何信号仍然存在。这个意象的意味在于它暗示的不对称——人类的器具可能被毁,而信号源仍留在坟墓之外。
斯莱辛格还描述了自己脑中的情形——二十年来,他在那里接收到的只有静电杂音,以及听起来像天气预报的声音,使用的是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外国语言。收音机的比喻使长期的精神荒芜呈现为接收不良,而非一片寂静。他的意象属于个人感受和比喻,并不能证实瑟茜的理论;尽管如此,它仍展示了这个模型如何轻易地将孤立描述为接收器无法理解传入信号。
喷绘设备与特里·基钦
拉博记忆中最鲜明的例子,来自特里与喷绘设备的相遇。拉博记得,特里最初用它向一块靠在马铃薯仓房旁的纤维板喷射一阵阵红色汽车漆。那时只有红色可用——设备附带两罐漆,是他们几小时前在蒙托克一家汽车修理店买的。每喷一次,特里就催拉博看看。临时拼凑的设备和有限的漆料,标明了这一幕具体发生时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特里突然显露出的强烈反应,又使这一幕仿佛一个新频道已经开启。
设备出现之前,特里几乎已经放弃绘画,正准备跟父亲一起做律师。拉博起初将这场转变定位在第一阵红漆喷出的时候——特里仿佛戴着耳机,听着一个精彩的电台,而拉博听不见。但回首往事时,拉博修正了自己记忆中的时间顺序。特里性格上的剧烈变化,在他看见那台设备待售的那一刻便开始了,而不是等到他喷出第一阵漆之后。这一修正对这个比喻很重要——决定性的相遇不仅是绘画这一行为,也包括看见一件特定物品,以及特里对此立刻作出的反应。
拉博先看到了那台设备,并认出它很可能是战争剩余物资,因为它与他在陆军服役时用于伪装的设备一模一样。特里的回应是请拉博替他买下。对拉博而言,这套设备让他想起军事伪装;对特里而言,它则成为他重返艺术创作的契机。在接收信号的收音机这一比喻中,设备本身并未被认定为发射器,这段叙述也没有解释特里的转变。尽管如此,它的具体存在仍让神秘的变化落在一次实实在在的相遇上,而非抽象的人格论述之中。
比喻性理论,而非诊断
瑟茜的假说汇集了不同类型的证据——丈夫受损的沟通能力、拉博对特里人生轨迹变化的回顾性叙述,以及斯莱辛格对静电杂音和损坏接收器的描述。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类比性的,并非证明性的。外科医生的信息可能是字面意思,也可能是脑损伤所致;拉博记忆中的特里转变与他遇见喷绘设备有关;斯莱辛格对死去收音机的描述则属于推想性的意象。这些叙述没有一则能够证明人格受字面意义上的广播控制。
这一理论的力量,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理解的可能。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未必完全出自稳定、内在的自我;它们可能是接收来的、遭到中断或扭曲的,或听起来像来自另一个电台。然而,这个比喻也保留了关于自主性的疑问——接收器可以收到信号,却不知道信号的来源;旁观者也可能只能听见自己能够调谐到的声音。特里全神贯注于喷绘设备带来的新可能时,拉博看得出他发生了变化,却听不见特里仿佛正在收听的那个电台。
叙述从外科医生用左手潦草写下的字,转到被敲得仿佛是一台收音机的脑袋,再从公墓里的发射器转到两罐红漆,使这一概念始终悬置于解释与想象性语言之间。它让人格变化变得可感,却不声称能够解释这些变化。因此,人是接收器与其说是一种关于心智的科学说明,不如说是一幅反复出现的阐释性意象,用来表现突然的变化、不完美的沟通,以及看似源自内心之物或许另有来源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