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战争中的伪装

蓝胡子

艺术与战争在伪装中交汇——伪装既是一门实际的视觉欺骗技艺,也是拉博·卡拉贝基安生命中的一段定义性经历。在陆军工程兵部队服役时,他指挥一支由艺术家组成的排,让战场呈现出与真实情况不同的面貌;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塑造敌人所见及其推断。对拉博而言,伪装不只是绘画的隐喻——它是一项影响生存、赢得正式认可的军事专长,后来也成了他带着诙谐、偶尔刻意夸张的口吻回忆的话题。

征召与工程兵部队

陆军决定聘用艺术家,依据的是一个直接的设想——艺术家也许特别擅长伪装。拉博进入和平时期的陆军后,少将丹尼尔·怀特霍尔想要一幅油画肖像,并相信一个名字听起来带有外国色彩的艺术家最能为他画像。拉博在基础训练期间受命绘制这幅肖像;作画时,他找到了为工程兵部队争取空中伪装职责的办法。他称赞怀特霍尔的下巴线条,并让他摆出眺望山谷的姿势,仿佛那里即将发生一场战斗;随后他指出,各军种都在争夺空中伪装的职责,尽管这显然属于工程兵部队的工作。他还补充说,艺术家天生适合做这项工作,而自己很可能只是众多应征者中的第一人。

这段肖像画经历展现了拉博运用构图与暗示的本领,而伪装也需要同样的技巧。作为一名普通新兵,他不能公开要求将军注意自己,于是便一边恭维对方、谨慎措辞,一边提出切实的主张。怀特霍尔的肖像在他的退役仪式上揭幕;那时,拉博已是一等兵,正列队站在肖像前。这段经历把艺术再现与军事赞助联系起来——一幅为高级军官绘制的肖像,成了拉博提出伪装应由工程兵部队负责、艺术家可作为有用军事专才的契机。

作为战场实践的欺骗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拉博在卢森堡指挥一支陆军工程兵部队的排。排里的三十六人在平民生活中都是艺术家;陆军认为他们的视觉才能有助于伪装,便将他们编为一支部队。尽管专精欺敌,他们有时也不得不以普通步兵的身份作战,只为保住性命。他们的任务是让德军误判盟军战线后方的情况——拉博回忆说,他们制造幻象,让敌人分不清什么危险、什么无害。

这支部队的特殊处境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其工作的重视。它不隶属于常规师或军;命令直接来自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后者会临时把这支排派给听闻过其欺敌手段的将军。这些指挥官是短期的赞助者,起初对幻象着迷,最终则对它们心怀感激。士兵们不受普通军队礼节约束,也影响了拉博对这支部队的记忆——他们获准像艺术家一样生活,不拘衣着,也不讲究军中礼节。在他的叙述中,伪装既是严谨的欺骗,也是陆军内部一种奇特而宽松的艺术家生活。

拉博拒绝晋升为上尉以上的军衔,以便留在这支特定的队伍里。他称这支排是自己第一次体验到拥有三十六名成员的家庭;这种说法让集体军事工作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任务。伪装部队的成功依赖协同合作,但拉博对它的依恋也出于个人情感。他后来把这个战时家庭与战后遇见的美国画家群体相提并论,由此将军事协作与艺术归属感联系起来,却并未把两者混为一谈。

技艺、风险与认可

伪装没能让拉博免受战斗伤害。在卢森堡指挥这支排时,他失去了左眼;当时这些专才正作为步兵奋力求生。他的身体伤残因此标示出隐蔽术的局限——部队能够影响敌人的所见,却不能靠视觉欺骗让自己免遭伤害。拉博作为独眼画家的身份,明确与他在战时的服役经历相关,而非与天生的身体状况有关。

他的勋章记录了几种不同形式的服役。拉博获颁带一枚附加勋标的铜星勋章、因伤获得的紫心勋章、总统部队嘉奖、士兵勋章、优良行为徽章,以及带有七枚战斗星章的欧洲—非洲—中东战役绶带。他说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是士兵勋章;这枚勋章因他在未必与战斗有关的情形下救了一名士兵而授予。1941年,他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向军官候选人讲授伪装技术时,看见一座营房起火,便拉响警报,并两度进入火场,救出两名失去意识的士兵。他们当时喝了酒,意外引发了火灾;事后,他们被判服苦役两年,丧失薪饷,并被不名誉地开除军籍。这段经历将伪装教学与另一种危险服役并置——这位教授隐蔽术的人走进燃烧的建筑,救出本不该待在那里的士兵。

伪装成为持久的自我描述

多年后,瑟茜·伯曼说拉博谦逊得过了头,别人也许会以为他一无所长;他回答说,伪装是个例外。他以总统部队嘉奖为证,说明自己的排表现出色。在一次庆祝活动上,他进一步夸口,说部队藏起来的东西有一半至今再也没人见过。瑟茜指出这话不是真的,拉博则回答,庆祝时什么不实的话都可以说。这番对话把军事欺骗变成了关于讲故事本身的笑谈——这番吹嘘仿效伪装,让人难以分辨经得起查证的成就与诙谐的夸大。

伪装也延续在拉博艺术生活的物质安排中。妻子多萝西因他的画作而不快后,他租了一辆卡车,好让自己和特里·基钦把画布搬出公寓。他打算把画作放进一间马铃薯仓房;那是一座狭长、没有窗户的建筑,最初建造时配有炉子和滑动门,用来维持马铃薯储存所需的恒定温度。仓房不同寻常的长宽比例,使拉博得以把《温莎蓝第十七号》的八块画板作为一件整体作品来创作。它封闭无窗的形态,为战时控制可见性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对应物,不过现有叙述并未表明这幅画本身是一项军事伪装行动。

仓房的经历使人无法将隐蔽与保护简单地画上等号。妻子去世两年后,拉博从里侧用六英寸长的尖钉封死画室大门的一端,又从外侧用六把挂锁和巨大的搭扣锁死另一端。艺术品及其创作空间被藏了起来,但这是一道刻意设置的私人屏障,而非战场欺骗。在小说的种种回忆中,伪装因此既指一种经过训练的操控视觉之道、一种军事生存与服役手段,也是拉博自豪感的根源;它还反复成为隐蔽渐渐转为秘密与故事讲述的交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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