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勒与鲁德尔的盟友庇护及逃亡协助

门格勒与鲁德尔的关系，既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也建立在实际保护之上。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多次向门格勒提供赞赏、建议、人脉和帮助；反过来，门格勒也向这位纳粹同道倾诉，而鲁德尔在战时的声望和战后的影响力，使他既是门格勒效仿的榜样，也是有价值的中间人。他们的关系最终体现在鲁德尔于1960年直接帮助门格勒逃离巴拉圭。

相识与共同信念

在这段盟友关系成为逃亡渠道之前很久，门格勒就已将鲁德尔视为非凡人物。鲁德尔曾三十二次被击落，膝下截去一条腿，并于1945年2月重返战场。手术后两个月，他驾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摧毁了二十六辆苏联坦克，之后于5月8日向盟军投降。阿道夫·希特勒曾亲自授予他镶有金橡树叶、宝剑和钻石的骑士铁十字勋章。鲁德尔向门格勒展示这枚勋章时，门格勒满怀惊叹地看着他，将他视作自己所信奉的种族与军事等级秩序的典范。

鲁德尔的地位并非仅凭战时战绩而来。他装着假肢打网球，曾攀登阿空加瓜山，并塑造出体能坚韧、始终采取行动的形象。鲁德尔途经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两人在阿比西餐厅相见。尽管门格勒的党卫队军衔仅为相对低阶的上尉，鲁德尔仍将他视作德国战友。这段友谊让门格勒得到一位成就被他视为非凡的人物的认可；而鲁德尔对他的关注，也印证了门格勒偏爱的自我形象。

两人长谈时显露出，这种纽带源于共同的政治前提，而不仅是个人崇拜。两人都不饮酒，也都喜欢长时间讨论和进行算术推理。他们还都经历过失意的恋情，并将自己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青年时代视为国家和道德衰落的年代。他们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归咎于背叛，笃信对德国人民和血统的忠诚，并将政治生活视为一场不妥协的斗争，认为弱者应被淘汰。这些信念构成了两人交往的意识形态核心。

倾诉、建议与政治人脉

在鲁德尔面前，门格勒不但没有隐瞒自己的过去，反而将自己的经历说得更为详尽。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名为种族纯洁和德国共同体效力的医生，并为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行为辩称那是道德义务。这一情节显示了隐瞒身份与向可信赖的纳粹同道坦诚之间的区别——面对鲁德尔，门格勒可以将自己的罪行说成是为两人仍然拥护的事业效力。

鲁德尔的价值还来自他在战后南美洲的地位。他曾为胡安·庇隆提供建议，并与德国飞机设计师库尔特·坦克共同参与研制普尔基Ⅱ型——阿根廷首款南美洲喷气式战斗机。他作为阿根廷空军与包括戴姆勒-奔驰和西门子-多尼尔在内的德国工业公司之间的中间人赚取收入，也能够往返欧洲和南美洲。他还与纳粹逃亡和援助网络有所联系，包括ODESSA逃亡网络和蜘蛛逃亡网络，并与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共同创立了救济组织Kameradenwerk。该组织向被监禁的同道寄送包裹，并支付法律费用。鲁德尔在这些圈子里的影响力，使他的个人援助成为一张规模更大的保护网络的一部分。

这种影响力既体现在警告，也体现在约束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纳粹宝藏据称已转移至阿根廷的传闻时，鲁德尔告诫门格勒不要追查或谈论此事。这一建议反映了两人关系中反复出现的特点——鲁德尔不只是给予鼓励，也会设定界限，引导门格勒避开他认为危险的行动。他的影响力兼具同道情谊与行动上的谨慎。

巴拉圭——机遇与应变之选

鲁德尔帮助门格勒将目光转向巴拉圭。在父亲和汉斯·塞德迈尔的支持下，门格勒同意代表家族的农业机械公司在阿根廷开展业务。鲁德尔鼓励他考察更广阔的南美洲市场，并乘飞机带他前往巴拉圭；当地的德国农业移民聚居地和肥沃的农业地区，显示出商业机会。门格勒带着设备目录出行，并与农民及德国社群建立联系。鲁德尔在比利亚里卡的朋友又提供了进一步的人脉；据鲁德尔所说，纳粹网络在这个国家根基深厚。

因此，这段关系使一处可能的避难地同时显得也是商业机会。门格勒逐渐将巴拉圭视为阿根廷局势动荡时可用的后备去处。1955年胡安·庇隆下台后，新当局使与德国有关联的企业陷入不安，鲁德尔也在科尔多瓦被软禁，这一盘算因而更显迫切。门格勒考虑过巴拉圭，但起初仍避开政治活动，停止非法堕胎，并等待政治风波过去。他暂时决定不离开，并未断绝两人之间的联系——由于鲁德尔的人脉，巴拉圭仍是一个更容易前往的选择。

门格勒与鲁德尔的关系，既靠策略规划维系，也建立在共同的社交生活之上。1951年3月，门格勒四十岁生日聚会时，鲁德尔加入了一群纳粹同道的圈子，他们送给门格勒一幅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骑士、死亡与魔鬼》的版画。这件礼物将一种以军事自我形象为核心、共同拒绝将失败视为终局的同道情谊具体呈现出来。后来，门格勒在巴拉圭逗留的时间增加，往来于鲁德尔熟识并介绍给他的人群之中，包括德国社群以及接近巴拉圭政权的圈子里的人脉。

抵御引渡

法律压力迫使门格勒离开阿根廷时，鲁德尔再次成为关键中间人。1959年，弗赖堡的一家法院以多起谋杀和谋杀未遂案件为由对门格勒发出逮捕令后，汉斯·塞德迈尔警告他，继续拖延已不再安全。门格勒需要出售房产和股份、关闭银行账户并寻找避难之处。鲁德尔帮助他争取巴拉圭公民身份；西德与巴拉圭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为他提供了法律屏障。门格勒要求在德国社群中寻找一处乡村藏身处时，鲁德尔联系了阿尔班·克鲁格；克鲁格在靠近阿根廷边境的新巴伐利亚聚居地拥有一座农场。

随着引渡威胁逐渐加剧，鲁德尔也出面干预。相关请求在阿根廷和西德的政府部门之间缓慢流转，而巴拉圭当局也知道申请即将到来。鲁德尔代表门格勒接触巴拉圭内政部长，把门格勒描述成一名遭政治追捕、能够为巴拉圭效力的医生。1959年11月，巴拉圭授予门格勒公民身份、居留许可、良好行为证明和身份证，尽管他并未达到规定的五年居住期限。鲁德尔的干预并非孤立发挥作用——它依靠个人关系运作，也借助了一个愿意将公民身份和国家主权用作抵挡外国起诉屏障的国家。

这段盟友关系也与一次国际追捕行动交织在一起。伊瑟·哈雷尔计划在原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阿道夫·艾希曼之后不久，派摩萨德特工抓捕门格勒。门格勒日渐暴露，加上他周围的人面临危险，使他在巴拉圭的避难之所愈发岌岌可危。与此同时，鲁德尔仍为他提供实际的安慰与协助。鲁德尔的重要性不在于单次营救，而在于帮助门格勒跨越国境联络人脉、获取文件并寻求政治保护。

最后的逃亡及其后果

1960年9月，摩萨德开始监视门格勒妻子和儿子的行踪，并接近克鲁格的农场，门格勒于是决定必须再次消失。鲁德尔提供了一支毛瑟手枪和一张新的巴西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是彼得·霍赫比希勒。门格勒与妻儿分开，他们没有道别便返回欧洲。他烧毁了笔记和德国护照，并销毁了自己的奥斯威辛标本。10月的一天黎明时分，鲁德尔和克鲁格开着吉普车送他到巴西边境。克鲁格劝他说斗争尚未结束；门格勒进入丛林时没有回头。

这次逃亡标志着两人关系的决定性结果。鲁德尔帮助门格勒把敬仰与意识形态上的同道情谊转化为一套可运作的流动与藏匿体系——先是在巴拉圭避难，继而取得公民身份、找到乡村藏身处，最后使用假身份逃入巴西。门格勒离开后，鲁德尔还将其离境一事告知巴拉圭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与此同时，巴拉圭当局继续拒绝配合西德方面的努力。虽然这段盟友关系无法确保门格勒作为逃犯的生活安稳，却一再为他争取时间，并帮助他逃避罪行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