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门格勒与卡尔·门格勒的父子及经济庇护关系
门格勒的消失约瑟夫·门格勒与卡尔·门格勒的关系将家庭忠诚与经济庇护结合在一起,帮助门格勒维持战后在南美的生活,但两人之间的私人纽带始终明显克制。卡尔希望长子回到家族企业,资助他在国外的活动,并在德国警方的审查可能暴露其身份时出面干预。对门格勒而言,父亲既是施加压力的人,也是强有力的盟友;卡尔去世后,这种庇护便不复存在。
家庭期望与经济支持
门格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使用假身份生活时,仍通过塞德迈尔寄送的信件与家人保持联系。信中传递了父母的消息和嘱咐,也有门格勒自己流露忧郁的信件。德国的家族企业蒸蒸日上,卡尔期望儿子最终回去加入企业,并在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他在信中劝儿子耐心等待,把两地分隔视作暂时状况,尽管门格勒在国外的生活依然孤独而缺乏保障。
家族的富足与门格勒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不得不隐瞒自己是医生,并从事体力劳动;与此同时,家族的农业机械公司仍在不断壮大。到1953年底,家里的钱已用于资助他的木工作坊和家具厂,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他把公司的农业机械卖给查科省和圣菲省的农民,而家族对南美的投资也是更广泛扩张的一部分。因此,卡尔的支持并非仅仅是从远方寄来的安慰——它提供了资源,帮助门格勒创办企业,并以假身份谋得生计。
这种援助也伴随着卡尔的期望——门格勒本应为父亲创办的公司出力。卡尔责备他没有在家族企业中尽到本分,也曾批评他与伊雷娜·门格勒的婚姻。卡尔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已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实业家,其公司雇用了六百多名员工。企业的规模清楚显示门格勒远离了什么,尽管公司的财富与人脉仍在为他提供支持。
商业合作与私人距离
卡尔到访期间,门格勒在他与阿根廷商人的会面中担任翻译,并为他引见有影响力的人士。在这些商务场合,门格勒没有表明自己是卡尔的儿子。这种安排让门格勒得以在父亲与当地商界之间牵线——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协助卡尔,同时不让两人的家庭关系曝光。卡尔则一如经营贡茨堡公司的投入,专注于寻求商业机会。
这次访问几乎没有显露出两人之间的亲密。卡尔在门格勒家中欣赏了一幅丢勒版画,并抚摸了家里的狗;记述将这些举动,而非父子间亲昵的交流,视作卡尔对儿子家庭生活所作出的显著反应。尽管如此,两人的会面仍有实际目的,也取得了实际成果。他们讨论了生意,分别时还计划再次见面,或许会在欧洲相聚。因此,他们的关系能够维持合作,却没有消除两人交往中一贯存在的情感克制。
卡尔的权威也影响了家人对门格勒恐惧的回应。门格勒回到贡茨堡时,担心有人会认出他,也担心他出现在这座小城会引人注意。卡尔辩称,家族企业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声望使人不太可能告发门格勒。他还指出,德国没有对门格勒发出逮捕令,而且公众普遍并不关心曾任纳粹官员者仍活跃于公共生活。卡尔的安慰将门格勒面临的危险视为可控,但没能说服儿子留下。门格勒仍然害怕被认出,并计划前往一座更大的城市,以求隐匿行踪。
在德国出面干预并恢复身份
慕尼黑的一次汽车碰撞使警方与门格勒接触后,这种恐惧变得迫在眉睫。警员质疑他的阿根廷证件和巴伐利亚口音,并命令他留在城内,直到其身份得到核实。门格勒颤抖着给父亲打了电话。不到两小时,卡尔便带着律师、贡茨堡警察局长和塞德迈尔来到警察总部。一行人与报案警员会面,随后一起去喝啤酒,并协商出一项安排。第二天,门格勒便乘飞机返回南美。这一事件具体显示了卡尔的影响力——儿子遭遇警方即时审查时,他动员人脉与权势为其出面,使门格勒得以离开德国。
回到阿根廷后,门格勒想安顿下来,并接玛莎和卡尔-海因茨来与自己团聚,但他的计划需要资金和获得承认的身份。尽管他已积累财富,仍需借钱买房,并执行卡尔交托给他的任务——投资法德罗制药公司。银行不愿向无国籍且护照即将到期的人放贷。在身边人的建议下,门格勒前往德国大使馆,坦承自抵达阿根廷以来一直隐瞒的身份。领事官员将他的档案转交波恩,但当地并未核查通缉犯名单。1956年9月,西德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馆以他的本名向他签发民事登记表和出生证明。
这次身份恢复将个人目标与商业目标联系起来。门格勒得以再次以约瑟夫·门格勒之名表明身份、追求新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并继续推进父亲交付给他的投资项目。卡尔的角色将家族资助与要求儿子为企业效力结合在一起。这件事也表明,在战后体制之下,尽管门格勒隐瞒了自己的过去,他仍得以重新取得官方证件。
父亲去世与保护屏障的消失
1959年11月,门格勒取得巴拉圭公民身份及相关证件后,来到一场聚会,朋友们正在庆祝这一消息。他几乎难以支撑,因为父亲刚刚去世。门格勒形容自己失去了一位无可替代的盟友和保护屏障。他的悲痛将情感纽带与卡尔给予他的实际庇护联系起来,从资助其商业活动的家族资源,到在慕尼黑出面干预,皆是如此。
门格勒想回德国参加葬礼,但鲁德尔警告他,若在那里露面就有被捕的风险。他放弃了这趟行程,留在南美。葬礼当天,一只花圈被送到卡尔的棺木旁,上面附有一则匿名悼词。这个举动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成为现实——门格勒可以表达对父亲之死的哀悼,却无法安全地出席葬礼。因此,卡尔之死改变的不只是家庭的情感氛围,也终结了门格勒赖以依靠的直接父亲庇护,使他不得不在失去那位视为保护屏障的盟友后继续逃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