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周的霍乱疫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

为期十一周的霍乱疫情,是这座城市历史和尤维纳尔·乌尔比诺一生中的一场重大灾难——它夺走了他的父亲,暴露出当地医疗实践的局限,并成为年轻医生衡量自身工作的危机。这场疫情还留下了长久的城市景观——墓地人满为患,而关于死者的消息则遭到隐瞒。

疫情暴发与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霍乱始于市场积水处的受害者,并在十一周内造成这座城市历史上最惨重的死亡人数。灾难的规模很快超过了现有墓地的容纳能力。显赫的死者历来葬于教堂石板地面之下,穷人则葬在修道院院落,或葬于干涸运河另一侧、风大的山丘上的殖民时期墓地。两周之内,墓地便已满员,教堂也没有空位;大教堂的墓穴密封不严,导致空气无法使用,其大门因此关闭了三年。

葬地危机从一处蔓延至另一处。圣克莱尔修道院的回廊填满后,修道院较大的果园被用作墓地,尸体被匆忙埋在三层土里,没有棺材。当地面浸透、无法再用于埋葬时,这种做法不得不停止。随后,死者被送往上帝之手牧场,这是一处距离城市不到一里格的养牛场,后来被祝圣为万国公墓。因此,疫情改变了城市的死亡地理——由于既有墓地无法容纳死者,城外牧场成了永久墓地。

影响不均与不确切的记录

霍乱疫情宣告后,当地驻军日夜每隔一刻钟便从堡垒发射一枚炮弹。这一做法源于当地人相信火药可以净化空气,体现了习俗性应对与严重医疗危机并存。疾病尤其沉重地打击了人数更多、贫困的黑人群体,但它并不因肤色或社会背景而有所区别。

疫情的结束如同它的开始一样突然,但其全部死亡人数始终未能查明。叙述将此归因于人们普遍不愿公开谈论个人的不幸,而非无力统计死者。于是,公共记忆既将这场灾难留存为一场浩劫,也记住了它的记录并不完整——城市知道自己遭遇了历史上最惨重的死亡人数,但沉默掩盖了确切的死者规模。

马可·奥雷利奥·乌尔比诺与家族遗产

尤维纳尔的父亲马可·奥雷利奥·乌尔比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既成为疫情中的城市英雄,也是其中最显赫的受害者。根据官方法令,他设计并指导公共卫生措施;凭着自己的主动性,他广泛介入社会事务,直到疫情最危急的时刻,他似乎行使着最高权力。后来,尤维纳尔认为父亲的方法虽有同情心,却不够科学,而且在重要方面违背理性;这些方法助长了疫情蔓延。尽管如此,他仍认可父亲的勤勉、自我牺牲与勇气,而这些美德也在灾后受到城市的表彰。

当马可·奥雷利奥察觉疾病出现不可逆转的症状时,他退居仁慈医院的一间杂物室,以免传染他人。在那里,他给妻子和孩子写了一封二十页的信,表达对自己一生的感激和对家人的爱;日渐潦草的字迹记录着病情的进展。他请求将自己与其他死者一同葬在公墓里,不让亲人见到他的遗体。尤维纳尔最初在巴黎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并举杯悼念;但直到收到父亲的遗书后,他才真正领会这个自己主要只当作严肃父亲来认识的人的深厚情感。

尤维纳尔·乌尔比诺对霍乱的应对

父亲去世后,霍乱成了尤维纳尔心头的执念。他以近乎赎罪的态度研究霍乱的不同类型,并师从著名流行病学家、卫生封锁线的创立者阿德里安·普鲁斯特教授。回乡后,他认出先前那场灾难发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情形——市场的恶臭、下水道里的老鼠,以及在街面积水中玩耍的孩子——并担心灾难会再次降临。

这种担忧促使他采取实际行动。一年之内,尤维纳尔的学生请他诊治一名身体发青的慈善病人。他认出这是霍乱,立即通知同事和当局;当局又警告邻近港口,以便发现并隔离一艘从库拉索岛抵达的帆船。他还制止了要求实施戒严并重演炮击仪式的城市军事指挥官。尤维纳尔回应说,火药应该留给自由党人,否定了以旧有措施取代医疗行动的做法。病人最终死亡,但接下来的几周没有出现其他病例。

后来,关于儿童死亡的报告促使当局实施隔离并监督各个街区。一名儿童的病情证实是痢疾;另一名五岁女孩则似乎死于霍乱。她的家人被分开隔离;当一个孩子染病后康复,家人便获准回家。此后又出现了更多病例,其中包括一次令人担忧的疫情暴发,但到年底,当局认为流行病的危险已经过去。尤维纳尔接受的训练和采取的措施,与人们对他父亲早年应对方式的记忆形成对照——抗击霍乱的责任仍由后代承接,但如今结合了更有系统的诊断、隔离与公共卫生实践。

历史记忆与疾病的语言

这场疫情的影响在最初危机过去之后仍反复显现。它塑造了尤维纳尔的行医志向、城市的葬地景观,以及居民记忆公共灾难的方式。多年后,尤维纳尔乘船穿越大沼泽时,看到霍乱肆虐下游村庄的迹象。从气球上俯瞰,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这座被遗弃的城市也仿佛因霍乱恐慌而空无一人;几个世纪以来,它曾抵御围城。由此,疾病既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也是持续影响该地区社会记忆的力量。

小说还将霍乱的历史与爱情和死亡的语言并置。尤维纳尔告诉一名年轻实习医生,总有一天,一个被爱情逼疯的人会给他研究氰化物中毒的机会;接着他回想,在自己记得的自杀事件中,这是第一起并非由爱情之苦引发的氰化物死亡。这番话把临床观察与由来已久的情感隐喻联系起来,却没有将两种状况混为一谈。很久以后,河上的黄旗可以标示霍乱病例并成为实施隔离的理由,尽管它也曾被用来逃避义务。在这些情节中,霍乱既指真实的疫情和公共卫生挑战,也是人物理解个人苦难与生命脆弱性的反复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