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贝特曼与蒂莫西·普莱斯的关系

帕特里克·贝特曼与蒂莫西·普莱斯的关系，是帕特里克·贝特曼世界中的核心社会纽带之一，但它与其说是亲密友谊，不如说是一套相互确认、竞争与表演的机制。两人都以地位显赫的年轻专业人士所具有的理所当然姿态，穿行于华尔街的餐厅、俱乐部、办公室和私人聚会之中，并把衣着、金钱、人脉和职业语言当作身份凭证。蒂莫西·普莱斯的浮夸与反复无常，使帕特里克·贝特曼通常隐藏在完美仪容和克制举止之后的不稳定变得可见；与此同时，贝特曼冷漠的叙述又把普莱斯的失踪与归来转化为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们的社会世界无法可靠地区分危机与娱乐。

身份与社会环境

蒂莫西·普莱斯在Pierce & Pierce工作，书中描述他二十六岁。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塑造成一种资产——他的教育、野心和赚钱能力应当使社会不愿失去他。在离开华尔街的出租车上，他坚持说自己足智多谋、富有创造力、年轻、肆无忌惮、动力十足且技艺高超，同时抱怨没有人在乎工作，而且他和同伴们赚得不够多。他提到自己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转到斯坦福大学、自己的合作公寓以及在汉普顿的住处，这些信息把他定位在富裕的专业阶层之中；他把这一阶层所拥有的特权视为个人功绩的证据。

普莱斯的社会身份与展示密不可分。他穿着杰尼亚西装、伊克·贝哈尔衬衫、拉夫·劳伦真丝领带和弗拉泰利·罗塞蒂翼尖鞋；当帕特里克·贝特曼没有穿预期中的藏青色西装外套和灰色长裤时，他对此感到恼怒。他昂贵的索尼随身听、图米小牛皮公文包、松下无绳电话以及不断变化的衣橱，既是个人财物，也是社会凭证。在伊芙琳·理查兹的褐砂石住宅，他与帕特里克·贝特曼一同抵达，并参与与考特妮·劳伦斯交换阿玛尼大衣和贴面礼这一仪式化活动。这一场景精致的礼节把普莱斯稳固地置于群体的前台表演之中，即使他对出租车司机的低声抱怨以及对餐位预订的不耐烦，也暴露出礼貌之下的轻蔑。

由竞争构成的友谊

普莱斯与贝特曼共享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谈话本身就是竞赛。普莱斯抱怨纽约市的垃圾、疾病、交通、犯罪和无家可归者，把报纸头条变成一份令人喘不过气的社会灾难目录。他数出一天之内遇到二十四名乞丐，但这个数字与其说体现同情，不如说是另一条信息；他借此支配谈话。他还在多个场合重复这些抱怨——午餐时、打壁球时以及在哈里酒吧喝酒时。他无法停止说话，被呈现为其社交力量的一部分，而帕特里克对他的观察则保持冷静、恼怒，并带有一丝隐约的嫉妒。

他们的群体把知识、品味和进入特定场所的资格当作竞争性财产。在Pastels餐厅，帕特里克·贝特曼从自己的鳄鱼皮巴尼百货钱包中拿出新名片，并骄傲地等待其他人的反应；普莱斯起初把它误认为一小包毒品，随后也参与名片鉴赏的仪式。在同一顿晚餐中，众人分摊四百七十五美元的账单，帕特里克把消费记在自己的美国运通白金卡上，以便收取现金，而普莱斯则因为自己的开胃菜比分摊给他的金额便宜，要求退还十美元。这些细节使他们的友谊具有交易性质，却没有使它正式变成敌对关系。他们的纽带通过共同进行的结算、评判和嘲弄仪式得以维系，而金钱既是谈论的主题，也是地位的证明。

普莱斯还充当着争夺注意力的竞争者。在伊芙琳·理查兹的公寓里，考特妮·劳伦斯提前离开去公司聚会见路易斯·卡瑟斯之后，普莱斯仍然留下；斯塔什和范登则离开去弄毒品。帕特里克·贝特曼也留了下来，两人在伊芙琳的房间里保持着平行的姿势——普莱斯躺在奥比松地毯上，从塞拉琳杯中喝浓缩咖啡；帕特里克则躺在床上，枕着挂毯枕头，喝着蔓越莓汁和绝对伏特加调成的饮料。这种安排在身体距离上亲密，却在情感上空洞。普莱斯不是知己，而是公寓中由地位物件、浪漫期待和竞争性观察共同构成的布局里的另一具身体。

戏剧化的鲁莽与失踪

普莱斯与普通社会行为最戏剧性的决裂，发生在Tunnel夜总会。在一个挤满商人、频闪灯光、烟雾和喧闹音乐的房间里，他爬上栏杆，接过一只香槟杯，闭上眼睛，张开双臂，仿佛在为人群祝福。帕特里克·贝特曼起初无法靠近他，并承认自己因无法救他而感到尴尬的释然。在噪音短暂停歇时，普莱斯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