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陷入自杀危机后转而自行发表调查

杰克·阿德尔斯坦收集到调查所需的材料后，却找不到愿意冒险刊发报道的出版方，自杀危机由此浮现。僵局将职业上的挫折转化为生命危险——他既担心家人，也担心自己在乎的人，于是考虑自杀，以便给他们留下钱财，并让后藤忠政失去一个潜在的攻击目标。一通及时的电话打断了这一进程；在机场准备返回日本国时，阿德尔斯坦望着日出，找到了另一条路——用英语自行撰写报道。

无人出版的调查

阿德尔斯坦将这场危机描述为选择范围日渐缩小的结果。他已经写好文章，但是否刊发仍不由他掌控。有些媒体认为这是旧闻；另一些媒体担心，证实此事会让日本警察厅难堪，或者联邦调查局不会证实他的说法。一家报纸只想攻击联邦调查局。阿德尔斯坦不认为该局达成这笔交易是错误的，也不愿让自己的报道沦为对吉姆·莫伊尼汉的攻击。因此，即便有机会发表，他也得接受一个自己认为具有误导性的版本。

一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更坦率地谈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出版报道可能招致后藤忠政提起诉讼，产生高昂的安保费用，还可能引来报复，伤及他人或导致出版社办公室遭袭。编辑也担心失去创价学会的印刷合同。拒绝刊发并非单纯判断调查是否属实，而是在衡量公开此事会给机构和人身安全带来的风险。对阿德尔斯坦而言，这番权衡让证据依旧存在，却又封堵了一条通向读者的道路。

一家杂志提出，只要他能取得更多确凿证据，就愿意提供一个较窄的机会。阿德尔斯坦悄悄前往美利坚合众国西海岸，会见一名替后藤组洗钱的艺术品经销商，但这次会面彻底失败。他没能取得杂志要求的补充材料。这次失败加深了他对工作正逐渐瓦解的感觉——报道依赖他无法取得的证据，而有能力刊发报道的媒体却因顾虑后果而退缩。

自杀的盘算

阿德尔斯坦回忆，那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之一——他觉得自己几乎什么都有，却什么也做不了。这种矛盾十分重要。这场危机并非源于缺少报道素材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无法将已有的一切转化为行动。他说自己很抑郁，什么事都担心；调查迟迟无法发表，也与他对家人和亲近之人的担忧交织在一起。

一个晚上，他独自坐在一间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旅馆里，手里拿着《完美自杀手册》，考虑照着书中的指示行事。他的盘算具体而明确，考虑的不只是自己，也包括他人。在日本，有些人寿保险保单在投保满一定年限后，即使被保险人自杀也会赔付；他设想这笔钱可以供养家人，并相信自己的死会让后藤忠政没有理由去骚扰他在乎的人。这番计划将自杀念头包装成一种牺牲，但也显示威胁已彻底渗入他的盘算——他把自己的死亡当作处理调查所引发风险的一种手段。

阿德尔斯坦意识到自己竟会考虑加入那些依照手册采取行动的人，这让他感到不安。他说，十年前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后来也承认，自己曾觉得那种可能性近在咫尺，为此感到羞耻。这段叙述没有给出诊断，也没有将危机归结为单一原因，而是把眼前的几重压力并列呈现——未能取得更多证据、屡遭拒绝刊发、害怕遭到报复，以及对家人的牵挂。

受到打断，改变方向

阿德尔斯坦说，一通电话在恰当的时刻由恰当的人打来。他表示，如果没有这通电话，他可能已经走上自己考虑过的那条路。此处没有说明来电者是谁，也没有交代电话里说了什么；这通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断了原先的进程。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条曾显得可行的道路，不再是摆在他面前的唯一选择。

真正带来决定性实际变化的，是阿德尔斯坦准备离开美利坚合众国、返回日本国之时。他在机场抽着烟，看着日出，意识到自己应该用英语撰写报道。事后他认识到，原先期待报道首先在日语媒体上刊发，是走错了路。新计划并没有消除危险，也没有立刻带来刊发机会，但它给了他一件可以亲自去做的事；此前的策略却取决于编辑、机构确认，以及他无法取得的证据。

发表、质疑与危机的意义

英语报道的计划同样遭遇阻力。阿德尔斯坦将稿件投给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报纸，认为那里或许适合刊发；但一位编辑误发给他的备忘录却将这篇报道视为难以置信，并质疑他的判断。这一回应令他受伤。他称报道不同寻常，承认读者为何可能难以相信；而这份备忘录则表明，对报道的质疑会加深他因屡遭拒绝而陷入的孤立。

因此，这一事件中的危机并非以报道获准刊发或危险已经过去告终，而是以方法的改变收尾。阿德尔斯坦不再一味寻求日本媒体的许可与认可，转而用英语撰写报道，并尝试另一种渠道。两种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一边是自杀手册和设想中的保险赔款；另一边是一支烟、机场的日出，以及亲自将调查写成文字的决定。后者并未抹去此前的绝望，而是为停滞的报道提供了下一步，也让阿德尔斯坦得以继续前行，而不必假装风险或拒绝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