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eg在Caine推行的严格服从秩序
凯恩号哗变军事法庭奎格舰长在凯恩号推行严格制度,试图让一艘老旧的舰船及其船员服从新任舰长的权威。奎格舰长通过个人规定、严密检查和对完美表现的要求来界定这种权威;船员表面上服从,却保留着另一套非正式秩序。结果不仅是纪律变得更加严格,更是奎格舰长自认为掌控的舰船与水兵实际生活其中的舰船之间,鸿沟日益扩大。
舰长的方针
奎格舰长首次在军官室向众人讲话时,军官们出于本能起立行礼,尽管这种礼节在舰上早已很少实行。他称这次会议是舰上同袍彼此认识的机会,称赞军官们,并承诺与他们合作。这番欢迎附带一项要求——下级必须绝对忠于上级;与此同时,如果他得到这种忠诚,也会对下级忠诚。他以玩笑的口吻缓和了话语,却没有改变其中的条件——舰长要求服从,并声称自己会发现任何未能服从的情况并加以纠正。
奎格舰长随后将个人权威确立为支配性规则。他区分正确的做法、错误的做法、海军的做法和他自己的做法,并要求舰上遵循他的做法。他自称是照手册办事的人,坚持认为条例自有其用意,任何偏离条例的做法都必须有几个充分理由,而且还得与他争辩。他说自己在自己的舰上从不输掉争论,这明确展现了上下级秩序——程序固然重要,舰长对程序如何解释的掌控也同样重要。
他对表现的标准同样绝对。优秀表现应当是常态;仅仅达到标准的工作也算不合格,而不合格的工作不能继续。他起初告诉各部门主管,除非他下令改变,否则照旧办事,但此后又一再重申同一标准。这种安排既确立了一般原则,也提供了由他个人执行的机制——军官可以继续履行原有职责,却仍须接受奎格舰长对其表现是否不足的评判。
将命令落实于日常
奎格舰长坚持不能想当然,把谨慎也变成了指挥规则。在一次讨论舰上警戒安排的会议中,他否定了依赖他所谓正常情况的做法,并宣称舰上任何事都不能想当然。他说,指挥官只允许犯一个错误,并担心别人的疏忽会替他犯下这个错误。他没有依赖贝特尔吉斯号军舰提供的警戒,而是下令凯恩号全天候自行警戒。因此,他的方针不只关乎抽象纪律——它改变了舰上的日常安排,并要求船员持续值勤。
奎格舰长表示对舰上表现不满后,便把船员的表现与他们原本预期的帕果帕果任务被取消联系起来。凯恩号将留在珍珠港执行拖靶任务。他告诉军官们不要揣测命令,同时提出改派任务可能有两种解释——舰上可能被认为特别能干,也可能被认为不适合前往前方海域服役。他还透露,自己最近报告称轮机部门的表现低于标准。这番讲话再次强调他要求舰上改进,也表明在他看来,新任务已成了一场考验。
奎格舰长还指派威利·基思担任士气官,并给他布置了一项极其具体的首要任务——确保每名水兵都把衬衫下摆塞进裤子。他把仪容整洁与表现得像个水兵联系起来,警告说,值更官、水兵所属部门的主管以及士气官,都可能因有人衬衫下摆未塞好而承担后果,并承诺会支持基思执行命令。基思随即在船员住舱张贴了一篇长告示,把仪容整洁说成提升士气的办法。船员照做了,却不是因为基思的文章说服了他们。水兵们明白这是奎格舰长的要求,也不愿危及在珍珠港值勤所享有的舒适条件,包括不错的伙食和上岸时间。
纪律、惩罚与抵制
当奎格舰长自己的操舰失误时,制度的要求最为显眼。一次离港时,他以十五节的速度驶近码头,并试图急转,但凯恩号斜着撞上码头,撞毁一大段结构后才脱离。拖船协助凯恩号系泊后,奎格舰长把事故归咎于舰尾的系缆小组,并下令全体船员两天不得休假。史蒂夫·玛里克反对说,考虑到船员能控制的因素,这项惩罚过于严厉。奎格舰长援引自己的权威,威胁说如果玛里克继续反对,就把惩罚加到三倍并包括军官在内,还命令他传达这项通知。玛里克照办后,奎格舰长称他的反对属于抗命,并说这会影响他的适任报告。这一事件显示,制度如何把责任归属之争变成服从考验,并将惩罚从相关个人扩大到整艘舰船。
船员学会留意舰长的行动路线和习惯。奎格舰长的命令在叙述所称的“服从圈”内得到遵守,也就是他目光和耳力所及的范围。新规发布后,水兵们会在这个范围内遵守;而在这个受监督的区域之外,舰上大体又恢复了先前的习惯。叙述并未把这种做法描述为有组织的阴谋。它源于水兵们各自对舰长何时可能注意到自己的实际判断。结果是舰上的秩序分裂为两套——奎格舰长在场时,其权威确实有效;但在他视线之外,这种权威无法可靠地重整日常生活。
奎格舰长在船员中的声望也因此参差不齐。有些水兵只是有点不喜欢他;另一些与他发生过冲突的水兵则恨他。不过他也有支持者,其中包括珍惜他视线之外较轻松状况的水兵;只要他们不落入他的视线,他们就会对他抱有好感。斯蒂尔韦尔处境尤其紧张,引起其他水兵的同情,也让反对情绪更为集中;另有一些船员则避开他,担心奎格舰长的敌意会波及与他交好的人。因此,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和彼此回避,也影响着正式纪律在实际中的效果。
执行的限度
在酷热难耐、可用水源短缺的一段时期,制度的局限变得格外明显。轮机舱的水兵偷偷从蒸馏器系统取水,消息随即传遍全舰。佩因特向玛里克报告此事,玛里克却不愿理会。军官们虽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却没有跟着水兵们下到舱底。阿尔弗雷德·彼得·杜斯利表示自己再也受不了这种状况,打算去喝水;威利·基思命令他回去,并威胁说若不服从就把他扔下海。这一幕揭示了指挥体系内彼此冲突的压力——船员暗中设法让自己得到缓解,军官则受自身职位约束,而基思又对一名同僚的下属执行纪律。
全舰搜查也显示出有效控制力的类似衰退。奎格舰长坚持要求搜查从舰首到舰尾,但他不在场,加上史蒂夫·玛里克敷衍地监督,很快便反映在搜查人员逐渐松懈的行动和水兵愈发大胆的玩笑上。到中午,搜查已沦为令人难堪的闹剧;玛里克收到各指定区域均已搜查的报告后,便结束了搜查。奎格舰长一直待在舱房里;他把没有找到物品视为下属不忠的证据,并下令归还钥匙。因此,搜查没有找回任何东西;它所显示的反而是,指挥官虽然仍能坚持命令,却失去了落实要求所需的合作。
意义与后续
奎格舰长的制度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普遍适用的规则与选择性出现的结果形成对照。他谈论手册、忠诚、持续警戒和不可饶恕的唯一一次错误,但规则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在场,以及他本人如何解读每一事件。舰上的水兵则以不同方式应对——受到监督时服从,有机会时规避规则,或保留舰长看不到的非正式习惯。这并不构成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却意味着严格命令并未带来奎格舰长声称要求的统一纪律。
军法审判的正式后续,也进一步凸显了制度判决与舰上实际经历之间的差异。海军复核中,史蒂夫·玛里克获判无罪的结果遭到否定,但玛里克不能再次受审;这项决定被描述为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复核并未抹去奎格舰长推行制度的记录,也没有解决这套制度所体现的服从与判断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正是这一制度在叙事中长久重要的原因——权威可以要求服从,但舰上的日常行为揭示了它的规则究竟能否赢得真诚合作,还是只能得到服从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