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血病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在《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白血病并非一个抽象的诊断,而是一种闯入家庭、课堂以及一家人曾经设想的未来的扰乱。一名十二岁的男孩称自己是残疾人,并说医生将他的血癌归因于父亲在切尔诺贝利的工作;另有一位儿科医生讲述,她的丈夫被派往受污染地区工作后患上白血病。他们的讲述使疾病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社会性的——家庭围绕照护与不确定性安排生活,而机构则对他们寻求的解释提出质疑,或拒绝提供解释。

诊断与归因

这些证词让白血病出现在不止一种情境中。其中一则讲述里,一名十二岁的男孩和祖父一起领取养老金,他患有血癌。他的同学害怕坐在他身边或碰他。医生将他的病归因于他出生前父亲在切尔诺贝利的工作。他表示自己爱父亲,同时回忆父亲在夜里被带走,一家人等他回来,仿佛他正在打仗。于是,诊断为男孩的病情命名,却没有在家庭内部厘清责任意味着什么。

一位儿科医生讲述了另一段经历——医生警告她,她的丈夫会死于白血病。他从工厂被派到集体农庄,在十五公里区内工作;工人们在那里耙稻草、收甜菜、挖土豆。他回来两个月后,和父亲一起给墙面刮腻子时突然倒下。家人叫了救护车;在医院里,人们说他接受了致命剂量的白细胞。这段讲述将临床警告、工作安排和突然倒下依次联系起来,却没有把这一连串事件说成适用于所有病例的普遍医学解释。

家庭中的疾病

丈夫回来时坚信自己快要死了。妻子试图说服他并非如此;她讲述自己生下女儿,是希望他相信生活仍有可能。她回忆说,假如当时知道他会生病,自己就会关上每一扇门,把他锁在屋里。这个意象将照护变成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反事实——在她明白自己可能需要挡住什么之前,危险已经越过门槛。

即使丈夫的病情恶化,夫妻俩仍努力维持平常生活。她学会用管子喂他——每天四次准备新鲜食物,用绞肉机磨碎,再用针管将食物推进通往他胃里的管子。他失去了嗅觉,也无法告诉她食物尝起来怎么样。他们仍会去看电影,也在那里接吻,试图重新过共同生活,同时不在谈话中提起切尔诺贝利。她拦下打来的电话,因为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这个话题在家里已经成了禁忌。

他再也无法起身或说话之后,在她的讲述中,他们剩下的一年成了等待死亡的一年。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淋巴结被切除、血液循环受损后,他的鼻子变大并移了位,眼睛改变了方向,其中一只最终闭上了。他再也不能低声说话后,他们便用笔记本、钢笔和铅笔交流。他反复写道,自己想要一面镜子。她躲避这个要求两天;第三天,面对那些用大字写下、还打着感叹号的话,她仍跑进厨房,故意弄响锅碗瓢盆,而不回答他。这一幕显示,疾病造成的身体变化与两人共同目睹这些变化所承受的煎熬无法分开。

童年、污名与被打断的未来

十二岁男孩的讲述显示,诊断的影响会超出患者本人。同学的恐惧使他的疾病成为别人躲避他的理由,而父亲的工作也成了医生给他的解释之一。他对父亲的爱并未消除他被告知的这种关联;相反,这份证词让亲情与暴露所带来的后果同时留在同一段家庭经历中。

儿科医生的观察延展了关于儿童患病的叙述,但并未把每个生病的孩子都说成白血病患者。她说,孩子们往往不明白癌症意味着死亡将近,尽管他们对自己的诊断、药物和治疗程序都了如指掌。孩子死去时,她看到他们脸上的惊讶。在医院里,小女孩们拿着玩偶玩耍,闭上眼睛,让玩偶死去。医学知识的精确与孩子理解的不完整形成对照,使诊断有了亲身经历的质感,而这种质感并非单靠临床标签就能传达。

丈夫病情恶化后,这个家庭的生活仍围绕疾病与照护安排。女人说,另一个儿子长大了,但看世界时仍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他住在精神病院,她周末去看望他,而他总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她希望把自己的公寓换到离诺文基精神病院更近的地方。这份证词并未说这个儿子患有白血病,却展现出这个家庭的未来如何持续受到疾病、分离以及陪伴孩子所需付出的努力影响。

记录、不确定性与诊断标签的局限

在全书的证词中,辐射与疾病之间被报告存在关联,并不意味着这种关联会自动成为医学或行政部门认可的解释。一位母亲花了四年时间向医生和官员争取一份文件,证明女儿严重的先天性疾病与小剂量电离辐射有关。医生起初将病情归为先天性残疾,并称科学界缺乏建立这类关联所需的信息;最终,她拿到了一份确认两者关联的文件。这不是白血病病例,却阐明了围绕病因归属的更大冲突——家庭寻求对所发生之事的解释,而官方分类和证据标准可能延误对这种关联的承认。

关于辐射暴露和文件记录的讲述也体现了同样的矛盾。一名退伍军人说,他所在的部队被迫签署保密协议;他讲述自己曾用普通铁锹从反应堆旁搬运石墨,不断更换面罩,后来在二十二岁时被评为第二级残疾。他说自己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接受了多大剂量的辐射。他的证词没有说他被诊断为白血病,却说明了在记录被列为机密或无法取得时,疾病为何难以与辐射暴露史建立联系。另有一位讲述者说,自己曾检查村庄里的儿童,测得的数值达到一千五百、两千或三千微伦琴,并报告女孩中出现了基因突变;这段讲述同样谈的是辐射危害,而非明确诊断为白血病的病例。

书中也把血癌置于更广泛的辐射致病记录中,同时没有把不同病症混为一谈。另一位配偶讲述了严重的辐射中毒、迅速变化的烧伤,以及一家医院里人们预期严重中毒患者会在十四天内死亡的情形。这段讲述没有将病情认定为白血病。它与白血病证词并列,凸显了书中呈现的身体苦难种类之多,同时保留了不同诊断之间的区别。白血病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承受着双重压力——它为一种疾病命名,而证词仍不断追问,人们能够对病因了解多少,谁会承认这种病因,以及当答案悬而未决时,一个家庭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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