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贝尔·加斯科因
发光体奥贝尔·加斯科因是霍基蒂卡主城治安法庭的一名书记员,初来乍到,待人有礼且善于观察,因此得以接触镇上各色人物及其秘密。尽管他的公职品级不高,但他熟悉保释、档案和海上保险,在几场争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行为既非全然无私,也不完全出于算计——他藏起安娜·韦瑟雷尔的黄金,争取莉迪亚·威尔斯的好感,并为弗朗西斯·卡弗提供了从戈德斯比德号沉船事故中追回钱款的途径。
身份与公职
加斯科因以简短而有礼的方式向沃尔特·穆迪自我介绍,口音明显带有法国腔。他打开一只银烟盒,边说边挑选香烟,举止优雅而自信。他早已从《西海岸时报》上得知穆迪的姓名;穆迪曾代表治安法庭撰写一篇意见文章。这番交谈表明,加斯科因不仅阅读地方新闻,也留意身边的人。
他的外表起初让约瑟夫·普里查德以为他在法庭颇有影响力。事实上,加斯科因的职责有限。他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从霍基蒂卡警营的监狱舍收取保释金;此外,他还登记费用、核查矿工权证收据、受理申诉,偶尔替专员跑腿。他刚到镇上,有一份职位便已心满意足,但并不打算长期领着微薄的薪水。他职位低微而抱负不小,这种落差有助于解释他为何愿意建立有用的人脉。
加斯科因的幽默有时颇为尖刻。穆迪试图根据逮捕公告推断其中提到的女人是谁时,加斯科因先打趣了他一番,才说出那人是安娜·韦瑟雷尔。后来,他还评论说,安娜竟因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受审,倒也称得上对称。这种玩笑体现了他口齿伶俐,但也表明他很容易把严峻的困境变成社交谈笑的话题。
安娜·韦瑟雷尔与黄金
加斯科因在安娜被拘押期间遇见她,得知她把黄金缝在紧身胸衣周围,于是介入她的事情。他明白其中可疑之处——安娜因在公共场所醉酒而被拘押,衣服很脏,看上去还受到鸦片影响。他知道自己可以告发她,而且按常规职责行事,并没有理由相信她所说的暗藏金属属于她。他甚至考虑用靴子里的猎刀割开衣服,认为黄金或许并非她所有。
但加斯科因转而帮她交保。他用钱包和账簿把硬币藏在手里,接着问她能否从刚才给他看的钱中凑出所需的一英镑一先令。这种安排既对狱卒撒了谎,也意味着他有意替安娜保守秘密。他还邀请她到自己家里。他的帮助并非纯粹出于慈善——安娜察觉到他期待得到回报,而他唐突的提问和心不在焉的举止也让人觉得他有所期待。当她拿着一块金块时,金块表面布满气泡、部分熔化的痕迹,使隐藏的财富具体地呈现在两人之间。
克罗斯比·威尔斯死后,安娜在监狱中醒来,发现紧身胸衣周围缝着多得多的黄金,却不记得这些黄金是如何到了那里。迪克·曼纳林追问此事时,加斯科因承认安娜曾请他帮忙,而他选择把黄金藏起来,因为两人都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到她身上,也不知道原因。他估计黄金价值远超一百英镑,很可能还要多。他称这就是自己所知的全部真相,并区分了自己知道的事实与仍未得到解释的部分。因此,他保护安娜既是一种隐瞒行为,也是在说明自己所知的界限。
安娜与加斯科因的关系也体现在铁格酒店的枪击事件之后。普里查德听见枪声转过身来时,发现加斯科因站在门口。加斯科因质问安娜是否是在试图吓唬周围的人,并检查了弹壳。后来确认,枪支确实发生了哑火,子弹不见了,第二枪则无害地打进了安娜床头板。两人检查弹壳时,加斯科因和安娜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普里查德离开后,加斯科因张开双臂,安娜扑进他怀里;他的拥抱强烈而亲密,而普里查德的离去则突显了他自身的孤立。加斯科因显然很关心安娜,尽管那一幕并未解释两人究竟达成了怎样的默契。
情感、社交周旋与穆迪
莉迪亚·威尔斯令加斯科因动情,这影响了他一贯的行事方式。他通常宁可被人周旋,也不愿主动周旋别人;但他还是答应安排莉迪亚与安娜惊喜重逢,因为莉迪亚一再保证两人从前是亲密朋友。这件事需要他进行一番社交安排,而这通常会让他感到不自在。他愿意去做,与他对莉迪亚颇有几分爱意有关——这份情感不仅促使他违背习惯,也令他改变了习惯。
加斯科因与莉迪亚的交往也显示,当回避变得太令人疲惫时,他能够坦率地交代事情经过。安娜的枪发生哑火后,加斯科因讲述了事情经过。莉迪亚向他提问,他便详尽作答,尽管疲惫已从他颤抖的声音中显露出来。他接受了她递来的椅子和饮料。另一次,加斯科因介绍莉迪亚与穆迪认识,说明穆迪从苏格兰抵达,以及莉迪亚是她所经营场所的女主人。随后,他提醒穆迪,莉迪亚即将反驳他的论点。这番介绍与提醒表明,在旁人尚未完全采取行动之前,他已经读懂了现场气氛。
加斯科因有意与穆迪发展友谊。三周间,两人变得亲近融洽——几乎每天一起吃午饭,晚上在星与吊袜带旅馆抽雪茄,还搭档玩惠斯特牌。加斯科因善于适应不同的社交场合,只要愿意花心思,便能赢得好感。他交好穆迪的意图强烈到一种程度——若穆迪知道实情,或许会感到不安。至于穆迪,他觉得加斯科因有教养,很乐于与一位学识相当的人交谈。因此,他们的友谊既体现在共同的日常活动中,也受到加斯科因刻意经营影响力的目的所塑造。
谈到埃默里·斯泰恩斯时,加斯科因注意到安娜行为中的矛盾。他记得安娜似乎很看重斯泰恩斯,也许还对他有感情;但如今,她看起来却像是在利用他被认定已经死亡一事谋利。他没有声称确定安娜扮演了什么角色,而是告诉穆迪,她的行为令人有理由怀疑。这一判断体现了他习惯将印象与已证实的事实区分开来,尽管他仍随时准备怀疑情感与经济利益可能并存。
戈德斯比德号与海事索赔
加斯科因对船只的兴趣被描述为一个旱鸭子的兴趣。连续三周,他都去霍基蒂卡沙嘴观看受损的戈德斯比德号逐渐被拖向岸边。沉船被拖上沙滩后,他更仔细地查看了看得见的损毁。前去观看,一部分是为了打发星期日的闲暇时光,但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弗朗西斯·卡弗;他有意主动接近卡弗。加斯科因知道卡弗是个粗人,并不特别想和他交朋友;但他判断,赢得卡弗的注意或许会派上用场。
有用之处在于加斯科因对保赔保险的研究。他解释说,船主可以加入协会并向互助基金缴款,从而获得一种额外的保险保障。他的调查确认,阿利斯泰尔·劳德巴克为自己的船只投保了这类保障,每艘船都有近一千英镑的可用信用额度。卡弗可以合法地动用这些资金支付打捞沉船的费用,但必须在五月中旬之前提出申请;届时,自船只出售以来将满一年,劳德巴克对戈德斯比德号所负的义务也将终止。
加斯科因是通过具体调查而非猜测得出这一结论的。他向巴尔弗航运打听,查阅《泰晤士报》档案,前往港务长办公室,并向霍基蒂卡储备银行核实。他查明劳德巴克是加里蒂船东互助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一个由船主组成的小型合作团体。这些信息让卡弗有了支付沉船费用的一种可能途径;卡弗曾抱怨,这些费用可能会令他自掏一千英镑。加斯科因主动提供帮助,既体现了他的职业好奇心,也是在实际争取卡弗的好感。
后来,加斯科因查阅与索赔有关的文件时,注意到戈德斯比德号的买卖契约上签着“弗朗西斯·威尔斯”。他明白,卡弗买下这艘船时用的是威尔斯这个化名,而非克罗斯比·威尔斯本人的身份;他仔细端详签名的首字母,发现既可以读作“弗”,也可以读作“克”。劳德巴克随后直接告诉他,买家报出的姓名是弗朗西斯·威尔斯,实际身份则是卡弗。加斯科因没有把这一披露转变成指控。他指出,卡弗的往来信件把他描述为代表已故的威尔斯先生行事,而依据现有证据,似乎并未触犯任何法律。他的回应在法律上谨慎,但也没有解决这一欺诈行为的道德问题。
判断、局限与叙事作用
加斯科因的职位屡次令他处于官方程序与私人知情之间。他负责收取保释金,却暗中帮助安娜;他知道卡弗用了化名,却解释卡弗仍可能把自己说成一名已故船主的代理人。同时,他也不假装知道安娜身上所藏黄金的来源或用途。他的陈述受到可查明之事、可证明之事以及他选择隐瞒之事的制约。
他也并非被纳入地方权势人物的每一个圈子。加斯科因提到自己没有获邀参加皇冠酒店的秘密密议,承认自己虽然接近诸多事件,却无法参与所有计划。他掌握的信息相当多,但并不全面;这些信息来自档案、交谈和观察,而非对镇上事务的掌控。
在安娜的法庭审理中,加斯科因以证人身份出庭。他的证词证实枪支发生哑火、子弹不见了,以及第二枪打进床头板。他承认自己之前没有想到埃默里·斯泰恩斯可能在1月27日下午待在铁格酒店,但同意穆迪的看法,认为这种可能性说得通。这份证词汇集了贯穿故事、定义加斯科因的几个特质——他留意证据,愿意承认自己先前理解的局限,也牵涉在正式程序试图厘清的私人安排之中。作为书记员、朋友、意中人以及保险索赔调查者,加斯科因让镇上散落各处的秘密变得可辨,却始终没有成为这些秘密唯一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