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里斯・格羅莫夫與韃靼人

鲍里斯·格罗莫夫与鞑靼人构成了西伯利亚矿营中统治者与执行者的核心搭档。鲍里斯通过庇护、保密和精心策划的胁迫巩固权力；他所器重的武装卫兵鞑靼人，则体现了维持这一体制的威胁。他们的关系使矿营表面上的改革沦为另一种控制手段；当鞑靼人在间宫中尉试图刺杀鲍里斯时现身，这种关系便格外鲜明。

矿营权力结构中的角色

鲍里斯在矿营中取得影响力后，从囚犯和守卫中挑选最强壮、最暴力的人，组成一支配有枪、刀和棍棒的私人队伍。队伍成员威胁并攻击反抗他的人，有时还奉命杀人。正规军守卫袖手旁观，不加干涉，任由鲍里斯的私人武装在矿营内部行使权力。

鞑靼人是鲍里斯在这批亲自挑选的守卫中最器重的人。据说他曾是蒙古摔跤冠军，始终如影随形地待在鲍里斯身旁；他的右脸颊有一道烧伤疤痕，旁人认为那是酷刑留下的。两人的搭档体现了分工——鲍里斯掌控政治和个人秩序，鞑靼人的存在则让这种秩序的强制力量近在眼前。

表面改革与隐蔽暴力

鲍里斯推行的矿营改革起初似乎赋予日本战俘有限的自治权。他们获准成立代表委员会，俄国守卫也奉命停止施暴。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而完成生产指标且不惹麻烦的战俘，表面上可以不受干扰。这段时期劳动负担略有减轻，矿营也短暂恢复平静。

这种安排掩盖了鲍里斯不断扩大的控制。战俘欢迎新制度之际，他却以囚犯和民间守卫为成员组建自己的武装队伍，队员也受到庇护，不必承担后果。另有一些俄国人失踪；官方说法称他们失踪或遭遇意外，但尼古拉认为是鲍里斯的手下把他们带走了。鲍里斯还逐一对日本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以威胁或贿赂将他们拉拢到自己一边。鞑靼人作为鲍里斯亲近且器重的守卫，处于巩固这场渐进接管的执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鲍里斯起初避免在日本人所在区域公开动用暴力。

因此，这种关系将显而易见的武力与较为隐蔽的管理联系起来。鞑靼人代表着鲍里斯周围的武装保护，而鲍里斯也通过委员会政治、特权、威吓以及选择性分配资源来行使控制。由此形成的秩序以更有计划的体制取代失控的暴力——即使没有攻击正在发生，受罚的可能性也会左右人们的行为。

与间宫中尉的对峙

鲍里斯召间宫中尉到办公室时，鞑靼人站在他身后，腰间佩着一把大口径自动手枪。鲍里斯示意他离开，两人便单独交谈。这一幕中，鞑靼人守在会面的门槛处——他离得足够近，能表明鲍里斯背后有武力撑腰；但鲍里斯命令他离开后，他便退了出去，让鲍里斯直接与间宫中尉交涉。

间宫中尉试图射杀鲍里斯时，鞑靼人回到了现场。他拔枪进入房间，但鲍里斯命令他不要介入对峙，任由间宫开枪。鲍里斯还说，如果间宫成功了，鞑靼人便可以随意处置。鞑靼人点头，并用枪指着间宫。他没有违抗鲍里斯的命令而出手干预，但在刺杀尝试持续期间，他的枪始终构成威胁。

刺杀未能成功，鲍里斯活了下来。在这场交锋中，他们的关系并非只是武装下属保护毫无防备的主子——鲍里斯设定了对峙的规则，鞑靼人随时待命的姿态则构成了致命的威慑范围。这一刻将矿营更大的权力格局浓缩在一间屋子里——鲍里斯发号施令，他的执行者则随时准备让反抗付出代价。

叙事意义

这对搭档展现了权力如何借助正式安排与非正式武力并行维系。战俘委员会和减少暴力的承诺令人看到秩序与自治；鲍里斯的私人卫队及其受器重的成员鞑靼人，则揭示了这些安排之下的强制基础。两者的对比并非和平制度与孤立暴力事件的对立，而是两种同时运作的控制方式——行政操纵与可信的武装惩罚威胁。

鞑靼人与鲍里斯的亲近，也让这套政治结构有了具体的个人面貌。对鞑靼人的描写着重于他的名声、他与鲍里斯的身体距离，以及他在办公室对峙中的作用；现有叙述并未表明他另有独立的政治纲领。能够确定的是，两人之间存在器重与执行的关系——鲍里斯挑选并指挥身边的武装力量，鞑靼人则随时准备在鲍里斯设定的范围内行动。两人共同使矿营短暂的自治承诺与悄然收紧自治空间的体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