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国家建设
永恒的公主法治与国家建设,是卡塔琳娜与威尔士亲王亚瑟共同构想的理想——王国应由共同的制度凝聚,而非依靠领主的私人权力。他们的计划将实际治理——代表制度、可问责的税收、教育、防务和便于民众诉讼的法庭——与一个道德问题结合起来——一个国家能否共享同一套法律,而不强求同一信仰和语言?卡塔琳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随着她面对父母政策造成的后果、并在后来亲自行使权力而发生变化。
格拉纳达的起源与摩尔人的范例
卡塔琳娜的政治观念,始于父母征服的那个世界。在格拉纳达城,她看到基督教征服者受益于摩尔人的学问、医学、建筑、花园和水利系统。她反思道,昔日的穆斯林统治者曾教会征服者如何治理。然而,基督教统治者的安排违背了向博阿卜迪勒作出的共处承诺。祈祷的召唤声被禁,犹太人遭到驱逐,穆斯林则被迫改宗,否则便要面对宗教裁判所。试图凭借一种信仰建立一个国家,暴露了国家建设的核心矛盾——统一可以通过武力强加,但强制手段会摧毁和平统治赖以成立的信任。
这种对照成为卡塔琳娜的实际范例。她钦佩摩尔人的治理,并非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宗教或语言,而是因为它在多元人口之间建立了和平与法律。在威尔士边区的卢德洛城堡,她对威尔士亲王亚瑟说,每个人都应明白,法律高于领主。在她看来,穆斯林统治下的安达卢斯带来的启示是,统治者可以通过约束地方权力,而不是改造每个臣民的信仰,使国家繁荣。这种理想并非拒绝王权,而是要求王权受一套超越统治者宠臣的规则约束。
威尔士的失序与亚瑟的治理构想
这类规则的必要性,在这对年轻夫妇居住的威尔士边区显而易见。宫廷晚间娱乐结束后,亚瑟的时间便被那些寻求土地、恩宠和影响力的人占去。卡塔琳娜尚未完全听懂身边人说的英语,而威尔士语对她来说则更加陌生。宫廷之外,法律几乎不起作用——地主行事如同军阀,小领主控制着山谷和海岸;在高山之中,有些人仍与变化后的政治秩序隔绝,不服从任何法律。亚瑟看出,仅凭王室的意愿,无法治理一个被地方势力割裂的国家。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机构,听取并处理来自王国各地的信息。他受到传说中的亚瑟王启发,设想成立一个议事会,每郡派一名骑士代表,由该郡选出,而非由亲王按个人喜好挑选。每位代表都要报告当地情况,包括歉收的风险,以便在饥荒发生前运送粮食。在这一构想中,郡级代表制不只是礼仪形式——它能让中央了解地方状况,并将信息与公共责任联系起来。亚瑟还希望议事会成员负责监督防务,尤其是北部和沿海地区的防务。
这对夫妇还将这种行政构想延伸到王室财政和官员管理。亚瑟提议向税吏支付薪俸,而不许他们自行征收税款,因为私利会助长贿赂,并使官员的家族势力膨胀。卡塔琳娜以摩尔人的学校和大学为例,提出借此培养值得信赖的文书官,其中也包括贫困家庭的男孩。她还提议让教区教堂教授读写,并通过大学学院提供更进一步的学习机会。其核心原则是,政府需要受过训练的官员,他们的生计仰赖王室,工作则服务公共行政,而非谋取私利。
正义、知识与国家的形态
对卡塔琳娜而言,建设国家既需要建立制度,也需要了解受其治理的人民与土地。她坚持认为,王后必须了解自己的国家,包括农民种植什么。她起初不明白英格兰田间沟渠的用途,以为沟渠是用来引水,后来才知道它们是用来排水;这一经历使她认识到,学习另一个国家的实际细节,是自身教育的一部分。她期望亲自出行了解情况,而不是对普通生活赖以维系的条件一无所知。
这种对实际治理的关注,属于一项更广泛的计划。亚瑟与卡塔琳娜设想修建道路、集市、教堂、学校、海岸堡垒、船只和司法法庭。这些法庭旨在确保没有人受到他人的残酷对待,并让每个人都能提出案件、获得审理。因此,卡塔琳娜的理想将公共秩序与保护民众免受专断权力侵害结合起来——法律制度不应只保障王权或平息边境纷争,还应为人们提供寻求救济的途径。
他们的谈话也区分了共同法律与文化同一。卡塔琳娜思考父母提出的同一教会、同一语言和同一法律,继而追问,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只有一套法律的同时,容纳多种信仰与语言。她与亚瑟阅读哲学和政治学,讨论人们能否被赋予自由,以及国王应当像仁慈的暴君那样统治,还是约束自己的权力。亚瑟将他们设想中的国家称为卡美洛。这仍是他们共同规划的未来统治蓝图,并非叙事中展现的已完成改革;它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意图建立的政府有多么广泛,以及他们用来衡量政府的原则。
从王朝抱负到政治责任
卡塔琳娜早年对父母范例的信心,逐渐让位于更具批判性的认识。在想起一位摩尔医师的仁慈之后,她再也无法仅仅把摩尔人视为野蛮的敌人。她认识到,他们和基督徒一样,都是会犯错的人,也有各自坚持信仰的理由。她也重新审视母亲的判断——对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驱逐了学问与技艺,而卡塔琳娜曾经视为正义的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不公。她仍然信仰宗教,但宗教信念不再要求她支持十字军战争,或迫害持有不同信仰的人。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准备启航前往法国时,任命她为摄政,使卡塔琳娜获得统治王国的权力,并担任本土防务部队的总司令。这项任命使她设想中的统治职责成为眼前的现实。在对苏格兰的战事中,她考虑过乘胜追击的好处,让这个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无力抵抗。但她转而想到,摧毁敌国会造成困苦并滋生新的仇恨——敌人的孩子终将与她自己的孩子交战。她命令苏格兰士兵交出武器、和平离去;她也表示,如果苏格兰女王愿意做一位友善的邻邦君主,她便愿意给予和平。在她看来,应当将胜利转化为持久和平,而不是把它当作继续施暴的许可。
这一决定完成了这一观念从制度设计到政治伦理的转变。年轻时的纲领探问法律如何克服地方失序;后来的抉择则探问,合法且负责任的权力在取胜之后应当如何行使。对卡塔琳娜而言,如果行政统一或军事胜利延续了残酷与冲突,二者便都不足够。国家建设最终要接受检验——权力能否保障正义、包容差异,并防止一代人的胜利变成下一代人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