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洛杉矶时报》的拖网者来信

碎片

拖网者写给《洛杉矶时报》的信是一种犯罪通信,改变了人们对谋杀案及相关入室侵扰的理解。该信经洛杉矶警察局核实,于1981年末刊出,将凶手的行为描述为反复而有意为之的一套叙事——先监视并挑选目标,再实施绑架和谋杀;入室侵扰与盗窃动物则属于更广泛的模式。信中还声称对这些罪行负责,并试图为罗伯特·马洛里洗清嫌疑,因此它既是信息来源,也是对叙事权的主张,更是对公众猜疑的一次精心干预。

刊载与命名

这封信刊出时,凶手已在洛杉矶县活动一年多。公众得知“拖网杀手”这一称呼时,调查人员已开始将失踪、袭击和入室侵扰联系起来。这个绰号最初是好莱坞分局两名调查人员私下开玩笑时起的,随后通过一份泄露的警方备忘录进入新闻报道。1981年夏季,这些罪行在公众视野中尚未形成一个有名称的连环案件;将其联系起来的文章直到当年9月才出现。

这封信的刊出不仅为正在成形的案件赋予了名称,也让它有了发声者。《洛杉矶时报》头版刊登了凯瑟琳·拉奇福德、莎拉·约翰逊、朱莉·塞尔温和奥黛丽·巴伯的照片,并配发一篇关于凶手的报道。报道延续至都会版,刊出了信中的摘录,有些是打字稿并经过删节,另一些则用不同颜色的笔手写。叙述者在巴克利私立学校读到这篇报道,觉得它如同一场访谈,尽管其来源其实是凶手亲笔塑造的自我呈现。

信中描述的模式

拖网者描述自己和同伙夜间在洛杉矶各处活动,住在汽车旅馆里,寻找可能符合他们目的的人和房屋。他提到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年轻女性,在公共场所跟踪潜在目标,并评估某人是否适合成为他所谓的祭品。这段叙述将跟踪行为与挑选街区、住所和受害者联系起来,使各个分散行为呈现为一套程序,而非一连串互不相关的罪行。

信中还将入室侵扰纳入这套程序。拖网者称,在两起谋杀案之间,他的团伙会重新进行他们所谓的改造或测试,通过闯入来评估目标是否合适。他将这些袭击与之后的杀人行为区分开来,声称自己从未将遭其入室袭击时亲自攻击过的人作为祭品。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它表明,入室侵扰并非无关紧要的支线,而是观察、挑选和演练这一整套过程的一部分。

凶手将谋杀描述为改造和重塑,并把受害者描绘成一项献给他所称的“上帝”的计划中的物件。他声称自己的行事模式在来到洛杉矶之前便已开始,而这座城市只是他持续行动的另一个阶段。报道没有充分披露改造涉及什么,也没有列出所用的全部材料。相反,经过选择的摘录在凶手最令人不安的说法周围留下空白,使有所删略成为读者接触这封信时的一部分。

隐秘、公开与证据

报纸的报道揭示了公众所能获知内容的局限。受害者所受伤害的细节当时尚未全部公开,报道也没有解释拖网者使用的委婉说法,或具体列出他提到的所有材料。信中声称的内容与报纸确认的内容之间因此形成距离,即使已知模式有所扩展,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读者得到的是罪行的大致轮廓,而不是每个细节都完整且经过独立核实的记录。

这封信的披露发生在数字化之前的信息环境中,报道、泄露的文件和私人掌握的信息传播并不均衡。叙述者强调,谋杀案的细节数月来一直被隐瞒,在之后获得证实之前,空白处只有谣言和泄露消息。置于这一背景下,刊出的摘录便不只是一份认罪陈述——它们是一个少见且经过媒介传递的渠道,让人得以窥见凶手声称采用的手法;而其内容又受到报纸删节以及凶手自行决定透露什么的共同影响。

罗伯特·马洛里与这封信的干预

《洛杉矶时报》报道的一封较晚寄来的信中,拖网者只称罗伯特·马洛里为“上帝”。他声称,另一名受害者奥黛丽·巴伯被留在本尼迪克特峡谷一处罗伯特有时会去的空屋里,作为献给此人的祭品。信中称,拖网者及其同伙为地下室做了隔音处理,受害者在遭杀害并被发现前曾被扣留数日。叙述者读到报道时意识到,自己先前去那所房子时,奥黛丽的遗体可能就在屋内。

拖网者明言,自己的目的不只是叙述罪行——他反对人们可能怀疑罗伯特,并声称谋杀案是自己所为。他否认罗伯特做过不法之事,同时坚持受害者和整个计划都属于自己。这并不意味着这封信是中立的记录。信中说法既将嫌疑引向别处,也宣称凶手对罪行叙述拥有主导权;叙述者的反应体现了这种转移造成的可怕后果,却没有把这封信视为足以解答所有问题的完整结论。

叙事意义

这封信有助于将分散的警讯和事件转化为可理解的模式,但这种连贯性本身也是一种表演。它为拖网者在城市逐步展开的暴力叙事中安排了一个角色,并提供事件顺序、一套词汇和一个声称的目的。报道的刊出让这套自我书写的叙事公之于众,但删节、延迟证实以及叙述者此前的猜疑,又使真相依然片面而不稳定。

这种张力赋予了这封信双重力量。它是将入室侵扰与谋杀案联系起来的证据,也阐明了凶手如何描述自己的惯常做法;同时,它也是一段试图控制罪行归属和公众恐惧的自我神话叙述。信中披露的内容改变了叙述者对罗伯特和本尼迪克特峡谷那所房子的理解,却仍让读者面对凶手的说法、报纸核实的内容以及依然未知之事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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